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還原了文化名人吃年夜飯的場景，媒體團正在參觀採訪。南方日報記者 張冠軍 攝
1942年1月9日，一場秘密大營救，在香港銅鑼灣避風塘碼頭悄然進行。黃昏時分，身著老百姓便裝、打扮成“難民”模樣的茅盾、葉以群等人，成功避開日軍崗哨和檢查站，登上停泊在避風塘的駁船。
凌晨，日軍開始換崗。在東江縱隊交通員引領下，他們改乘三隻帶有草篷的疍家艇。小艇飛快沖過海峽，到達九龍紅磡——這是這場舉世聞名的行動中，被營救人士撤離的首站。
而今，這個場景被定格在深圳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中。
據了解，這場營救行動歷時6個月，救出何香凝、茅盾、鄒韜奮、柳亞子、胡繩等300多名國內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加上其家屬等計800余人。同時，還救出英、美、印籍國際友人100余人和港澳青年學生1000多人。這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保住了中國文化的血脈。茅盾評價說，這足以被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文化精英深陷日軍虎穴
1941年1月，日軍侵華更甚，加之“皖南事變”爆發，國內幾無安身之地。在中共中央安排下，眾多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陸續從桂林、重慶、昆明、上海等地轉移到香港，繼續開展抗日救國運動。
不料，同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香港淪陷。
日軍佔領香港后，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和抗日志士，並貼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須到“大日本軍指揮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
據《東江縱隊志》記載，彼時，中共中央、南方局對這批文化界人士和愛國人士的處境極為關心。早在日軍進攻香港前一天，周恩來就電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要求其迅速做好應變准備。
“當時，日軍封鎖了港九交通要道，並在香港進行地毯式搜查。這批中國的精英深陷虎穴、命懸一線，情況萬分危急。”惠州市惠城區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表示。
1941年12月8日，廖承志召集緊急會議。次日，東縱領導人員尹林平與曾生、王作堯等人，在深圳白石龍村一座教堂裡，秘密制定營救方案。
而今，走進位於深圳白石龍老村1號，白牆黛瓦的院子裡，這棟天主教堂仍保留在原地，曾生等人當年開會的場景也被還原，記錄下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經過一番討論，曾生等人決定，由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短槍隊開辟水陸秘密營救交通線﹔首段撤離，需從香港偷渡到九龍，這個路段由劉少文負責、潘靜安執行﹔此外，王作堯需負責九龍到白石龍沿途警戒和資金籌集，曾生來安排龍華接待站具體事宜。
方針確定，事不宜遲。然而，營救工作仍面臨重重困難。
偽裝成難民逃過敵人搜捕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被營救對象並非易事——
香港淪陷后，為了躲避日軍搜捕，不少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一再改變住處。曾親歷過大營救的著名報人楊奇便在回憶錄中提及：“許多人自從戰事發生以來搬過多次家，有的甚至因突然轉移而失去了聯系。”
鄒韜奮就先后搬了6次家，被潘靜安找到時，他與妻孩正居住在位於銅鑼灣燈籠街的一間小木屋裡。又經過10多天努力，潘靜安、張友漁等人，才終於全部聯系上所有分散隱居在港島各處的文化界精英們。
省委黨史研究室黨史專家魏法譜介紹，1942年元旦前夕，由於港九的糧食、燃料供應匱乏，日軍決定疏散一批難民到內地去。東江縱隊領導人當即決定將文化人士偽裝成難民，混過日軍的檢查、搜捕。
據史料記載，經香港避風塘碼頭上船撤離后，鄒韜奮、茅盾等20多人，先在赤尾村住了一宿，而后在交通員李和向導下前往白石龍村。
李和后來回憶，梅林坳崎嶇難行，文化人們從未走過這樣的山路，幾乎是爬行。在被救者丁聰的印象中，“大家更行夜走，一個跟著一個悄悄地走，不能說話”。
營救行動面臨日軍、頑軍、土匪的層層阻擾。香港地下交通員巢湘玲曾回憶，蔡楚生裝成盲人，才闖過日偽哨卡。楊奇回憶，一行人曾險遭土匪打劫，幸而前方探路的武工隊及時發現，繳了5名土匪的槍。
物資匱乏是另一大難題。據楊奇口述，當時游擊隊的條件十分艱苦，戰士們每天伙食供應標准僅有生油五錢、菜金一角，但是，他們給文化人的待遇卻翻了一番，變成“生油一兩，菜金二角”。
雖然困難重重，在東縱隊員們護送下，被營救人士均安全抵達東縱根據地，無一被捕、無一犧牲。
村民配合游擊隊接待工作
在日軍飛機轟炸下，一座座藏匿於白石龍等村后樹林的“山寮招待所”被秘密搭建起來，用於接待途經此地的被營救人士。在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裡，這個場景在信息技術的幫助下也得以生動還原。
1942年1月13日晚，第一批脫險的文化人士，茅盾夫婦、胡繩、沈志遠等20多人抵達了白石龍村。
“當時條件十分艱苦，沒熱水洗澡，他們隻好用山澗的溪水洗臉擦身，身上都長虱子了。”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執行館長尚悅說，“但他們非常樂觀地說，‘這是革命的虫子’。”
白石龍村原黨支部書記劉鳴周兒子劉世勇告訴南方日報記者，當年他父親帶領黨員和全村青壯年配合游擊隊接待工作，安排自衛隊巡邏、站崗放哨、組織擔架接應傷病員。“村民們在半山腰用樹枝、雜草等搭建草棚，還為文化名人們准備了糧食。吃的東西很多是村民從自己家裡拿來的，沒有的就由村民帶游擊隊隊員去集市上買。”
惠州當年也是秘密大營救的一處重要中轉站。
在位於惠城區橋東上塘街70號的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這段歷史歷歷在目。當年，很多文化名人們就住在這座被叫做“東湖旅店”的地方。
1942年除夕深夜，首批撤離的文化名人來到此地。簡單吃過飯后，他們紛紛倒頭入睡。此時，負責接待他們的盧偉如和陳永卻絲毫沒有睡意。
“戰亂時期，物質匱乏，但因為是過年，負責接待的盧偉如想給他們做頓年夜飯。”館內講解員說，第二天天亮后，盧偉如費盡辛苦弄來了一點魚肉和兩隻雞以及兩筐木炭，終於讓大家吃上了一頓團圓飯。
魏法譜認為，這場大營救意義深遠、價值不可估量。“它不僅延續了中國文化的血脈，也對推動全民族抗戰起到關鍵作用。同時，通過營救國際友人，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信念和能力，在國際上樹立了黨的形象和威望。”
記事
92歲東江縱隊老戰士曾國粦：
勝利來之不易 后輩要牢記東縱精神
“當年參加部隊，我們不但要練打靶，還要練刺刀術，這樣向左向右向前刺。”對當年參加東江縱隊的戰斗歲月，92歲高齡的老戰士曾國粦仍記憶猶新。他很健談，講到激動處會不自覺挺直身板，雙手在空中比劃動作。
曾國粦生於1928年，3歲喪父，母親獨自帶大他們兩兄弟，“小時候家裡非常窮，鍋裡經常沒有一粒米”。16歲時，曾國粦加入東江縱隊第二支隊飛馬隊。“那年東江縱隊在我們村附近活動，一個同志介紹我去當兵。”曾國粦回憶說。
舊社會的層層盤剝，讓曾國粦很早就認清了現實：隻有當家作主，才能改變窮苦人命運。他非常珍惜每一次執行任務的機會。“我是當地人，對周邊的道路非常熟，主要承擔的是送情報任務。為了避免被敵人發現，我都是晚上出發，走山路。”曾國粦說，執行任務很危險，需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
曾國粦回憶說，飛馬隊下設地雷班、短槍隊，曾參與多次戰斗。在一次戰斗中，他們埋伏在山上，地雷班在敵人前進方向埋了3個地雷，“敵人經過的時候，砰砰砰，連炸了三下！”回憶當年痛打敵人的戰斗場景，曾國粦難掩高興。
“勝利來之不易，一定要牢記東江縱隊的英雄業績，繼續發揚他們的艱苦奮斗精神，為國家富強出力！”採訪最后，曾國粦如是勉勵后輩。（記者 陳伊純、祁雷 實習生 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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