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典·曲类》背后：访书十年 终成一“曲”

　　《广州大典·曲类》成书43册。

　　《广州大典·曲类》图书

　　2019年10月底，收录来自海内外24家单位与个人藏品，1589种图书，浓缩明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木鱼书、龙舟歌、南音、粤讴、粤剧、粤曲等曲艺与戏曲文化的《广州大典·曲类》完成出版，成书43册，合计32315页。按俗文学统计口径计算，《广州大典·曲类》在文献藏量上是之前收藏同类文献之最的《俗文学丛刊》两倍有余，可谓岭南曲艺、戏曲文献整理集大成者。

　　民间曲艺、戏曲，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之有关的唱本、台本等第一手资料，是还原其完整的艺术呈现形式的重要材料。广州的这项宏伟工程，第一次对一个文化区域内的此类材料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开了先河。《广州大典·曲类》是如何炼成的？请随记者一同探秘。

　　案例聚焦

　　编辑过程有三难 意义不只在抢救

　　“2005年，广州开始做《广州大典》，分经、史、子、集。我负责集部，曲类是集部的一部分，”广东省方志馆原馆长、曾任《广州大典》编辑部副主任的林子雄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偏’。直到2015年大典一期出版的时候，对于这部分，我们还是觉得比较为难。”

　　访书编纂修复样样艰辛

　　首先是“访书难”。林子雄解释说，类似木鱼书这些文艺形式，在民间流传的版本非常多，但过去对之“看不上”，不认为是古籍。在《广州大典》前面出版的520册中，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了70%的底本，但曲类呢？中山图书馆总共拿出来200来部。“有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中山，在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家里收集了20来种古籍。他之前在中山大学当过教授，有些收藏。在我们要出门的时候，他又拿着一大叠这些民间曲艺的本子过来，说：这个送你们吧。说明藏书家也不重视。”

　　“首先要了解清楚，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底哪里有收藏；这样的工作，我们前后做了十年”，《广州大典·曲类》编辑部主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仕忠表示，“其次是需要和藏书方交涉，是否同意复制与影印。我们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没能把所有已知的藏本全部收入。有些最初同意，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成功，例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部分藏本。”

　　为了克服这道难关， 在广州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编辑部想了各种办法。如，主编陈建华亲自挂帅，牵线搭桥，征集到复旦大学“赵景琛赠书专藏”木鱼书138种，收入78种。

　　“曲类除了之前收藏较少外，还因为它‘另类’”，林子雄说，“要整理，对研究才有帮助。”但无论木鱼、南音、粤讴，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来分？这就是第二难——“编纂难”。据介绍，为找到适合《广州大典·曲类》的编辑说明、著录规则，编辑部反复讨论，最终选用了一套自身的编目、排序与采选规则——编目上，既参照《中华古籍总目著录规则》，又结合曲类本身略作调整。排序上，采用笔顺排序；文献采选上，符合收录范围的均予以收录；同种文献，内容有差异者多个底本同时收录。“不管是做图书馆也好，编图书也好，目的都是让想研究的人去研究，不是为了搞分类。所以只要读者能查到，就可以了。”林子雄说。

　　第三难，是“修复难”。剧情剧本、粤曲曲本除有刻本、铅印本、石印本外，也有大量的泥印本。这些泥印本一般为剧团开山之作，一般只印制十多份，是台柱、打锣等主要工作人员的专用剧本。编辑部从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广东省艺术研究所等地征集了数百种泥印本。为将数百种底本珍贵、版面欠佳的泥印本“寿之梨枣，以广流传”，执行主编、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平清绞尽脑汁，打破“不修不描”传统，征集民间修复高手，攻坚克难，一张张处理，花数月时间“啃”下了200余种，终使这些模糊一团的剧本旧貌换新颜。

　　《广州大典·曲类》收录底本不乏文物珍品，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静凈斋第八才子书花笺记》，清乾隆四十三年东莞明秀堂刻《万宿梁萧》以及大量泥印本等均为世之少有珍本、稀本乃至孤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献文物价值还将不断提升。

　　意义远大于发现了一批珍本

　　但编辑这部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发现了一批珍本文物。林子雄说，《广州大典·曲类》收入版本1500多种，在收录的时候，思路是收入尽量多的材料，让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尽量多地看到、了解这些东西。“做这个事情的意义不光在国内，”林子雄说，“2018年，我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看到一部《古巴花旦》，拍的就是两位当地的粤剧花旦，唱的是《西蓬击掌》。当中一位是华人，另一位是地道古巴人。可以说通过传统戏曲，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范围很广大。”

　　“这是广府地区的俗文学文献第一次用集成方式整体出版，是一项规模巨大的文化工程，其意义与价值，可能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能估量的。”黄仕忠说。

　　黄仕忠认为，广府曲类文献作为一个整体影印出版，化身千百，将永远不会消失，同时意味着它们将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文化学术史”的视角。“大家都知道这些文献的价值，但以往由于收藏分散，藏品本身颇多缺失，如果没有对整体有一种把握，单凭所见的几种、几十种、哪怕几百种版本，都难以具备评价的资格，这些品类的文献就难以进入学术研究者的法眼，也难以真正进入‘学术史’。”黄仕忠举例说，正如康熙间编刊《全唐诗》，才让唐诗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文化史视野，全面推进了唐诗研究，现代学者所做的《全宋词》《全宋诗》等基础工程，大大推进了相关的研究。

　　黄仕忠同时表示，这批具有浓厚地方文化色彩的文献集中影印出版，为文化、文学、历史、语言、民俗、艺术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其学术意义将很快显示出来。它对广东文化建设的意义，也将很快突显出来。例如，它可以直接为粤剧传统剧目的改编与创作提供参考资源。

　　下一步是推动活化与利用

　　据介绍，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将开展一系列举措推动《广州大典·曲类》活化与利用。除了向相关研究单位赠书之外，还将启动《广州大典·曲类》数字化授权，将授权底本置入“广州大典数据库”，供专家免费阅览，推动相关研究。今年11月，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拟与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学院、广州出版社、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合办“地方曲艺与戏曲研讨会”，分设木鱼书、南音、龙舟歌与粤剧粤曲专题，助推活化与利用。

　　此外，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将在时机成熟时规划书志撰写与相关书系的研究工作。

　　基层思考

　　张玉华：广州大典研究中心馆员

　　只言片语“不放过” 女儿昵称叫“大典”

　　曲类文献整理，首先目录编制就要通过工具书、网站、志书等多个途径来收集、整理、揭示文献。工作枯燥、呆板、含金量似乎不高，又是件琐碎、耗时、认同感不高还不能算研究成果的工作。记得我整理过一个书目让负责的同事征集，她告诉我，对方看到目录，再三让她确认书目名单，问：“这都是普通古旧书籍，你们确定要征吗？”可对我来说，这些曲本剧本，哪怕是只言片语，以后皆会成为史料，每发现一个新增书目，我就莫名地开心。　　文献审校是一项细致的工作，经常要在“故纸堆”里搜寻来搜寻去，偶尔发现隐蔽型错漏时，我会特别兴奋，也特别谨慎。比如稿本、钞本排版时经常会张冠李戴拼错版，为防止错漏，我就会举一反三，整册整册清查，千万不能给研究者留有遗憾。

　　编纂曲类是个耗时长又一时难以见成果的事业。但在编制出版过程中，专家、领导、研究者的信任、认同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比如木鱼书刚一准备纳入大典时，打算参照《俗文学丛刊》做法，按故事时间排序。我与同事在梳理过程中发现操作性不强，建议按笔顺排序，虽经过反复，最终被专家、领导采纳，让我们倍感欣慰。《广州大典》主编陈建华同志在多种场合肯定编辑部的工作，亲切地称呼一直参与编纂的倪俊明、林子雄、林锐、甘谦几位专家和工作人员为“大典”妈、“典成”妈。我就是那个“大典”妈——大典编辑部成立后，我女儿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被昵称为“大典”。

　　专家点评

　　余勇：广州市粤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于粤剧创新 具有现实意义

　　早期粤剧表演并没有现在这种完善的剧本，演员需要在台上“爆肚”，也就是即兴发挥。这种表演方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除了形象、嗓子、武功这些“硬件”之外，文学修养、应变能力更是关键，“曲牌都一样，但每个人、每一场唱的可能都不一样”。这种方式现在在广东的一些农村地区演出中还能看到，但是少了。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纲戏”出现之后，慢慢才有了这种分场、分段的剧本，后来发展得越来越程式严整，大部分的唱段、对白也就固定下来了。因此，《广州大典·曲类》里收集的早期粤剧、粤曲和其他品种曲艺的剧本曲本，可能保留了很多原创的艺术信息，在当下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粤剧是不断发展、丰富的艺术，过去没有麦克风的时代，和今天的唱法不同；配乐上的大锣大鼓，到今天也有了变化。粤剧院本身也在不断整理过去的老戏、老剧本，准备陆续以各种形式推出，这就需要很大量的老戏本作为参考资料，版本越丰富越好。《广州大典·曲类》的面世，是很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于粤剧的传承和创新具有现实意义。（文 记者 卜松竹 通讯员 张玉华 图 记者 王维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