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陶船

　　西漢南越國 透雕龍鳳紋重環玉佩

　　明·束發金冠、金耳墜

　　西漢南越國 “蕃禺”銘文銅鼎

　　考古發現書寫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描繪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廣州博物館於2021年10月~11月聯合主辦了“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與十大重要發現”評選活動。12月23日，評選結果出爐，廣州百年考古的發展脈絡，經由一件件文物、一處處遺址，如一幅歷史畫卷徐徐展開。

　　12月23日下午，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廣州博物館聯合召開發布會，正式公布“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與十大重要發現”評選結果。增城金蘭寺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彩陶缽等入選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增城金蘭寺遺址等入選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現。

　　“廣州是全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悠久，文物資源豐富。早在1916年，廣州就已開展考古活動。1953年起，配合城市建設工程，廣州揭開大規模田野考古工作序幕，被譽為全國城市考古的‘重要據點’。”廣州市文廣旅局副局長、廣州市文物局局長劉曉明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代考古工作者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搶救和保護了大量古遺址古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這些考古遺址和文物，記錄了廣州地區五六千年的人類歷史和廣州城2200多年的發展軌跡，見証了廣州自建城以來持續不斷的對外交往史，為我們呈現了豐富而生動的“廣州故事”。

　　劉曉明說：“廣州的許多重要考古發現引起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不久前，南越國宮署遺址和南越王墓被評為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充分表明廣州考古的影響力。”此次評選出的百件文物精品和十大重要發現，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廣州地區的人類歷史和廣州城市發展歷史，以及嶺南地區文明起源與發展歷史脈絡。

　　記者了解到，本次評選活動包括了公眾線上投票與專家終評兩個環節。“考古是通往歷史深處的指南針，連接著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考古研究和闡釋、考古成果的傳播利用工作既需要考古專業人員長年‘風餐露宿、青燈黃卷’，也離不開社會各界的關注、支持和參與。”劉曉明說，“這次評選活動的公眾網絡投票環節熱度很高，許多市民朋友積極參與，選出自己的‘心水’文物，深入了解了廣州考古的發展歷程與喜人成果，增強了對廣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認識。”

　　記者看到，入選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的文物時代涵蓋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清代，文物種類豐富多樣，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科學、文化和社會價值。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現的時代涵蓋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近現代，類型豐富，有墓葬、建筑基址、水閘、古道、窯址、書院、碼頭等。

　　在現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易西兵表示，下一步，廣州文物部門還將舉辦廣州考古重要發現及文物精品系列專題講座等活動，相關活化工作也在陸續推進中。目前，“百件文物”中的多件正在北京國家博物館的“海宇攸同”大展中展出，向全國的觀眾展現廣州文化、嶺南文化的魅力。

　　劉曉明表示，百件文物精品、十大重要發現的相關信息已在網上公布，方便大家在“雲端”查看。另外，當中大多數文物都在南漢二陵博物館、南越王博物院、廣州博物館等幾家博物館中展出，大家也可先到現場一睹它們的風採。

　　據主辦方介紹，包括百件文物精品與十大重要發現在內的廣州考古成果，承載了廣州五六千年的人類社會歷史和2200余年的城市記憶，充分反映了嶺南地區文明起源、嶺南文化形成發展過程，體現了古代廣州與周鄰地區交往互動，以及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借鑒的顯著成就，見証了廣州近70年城市考古和文物保護的歷程。通過這些考古成果，廣州古代歷史得以重構，先民的生活圖景變得鮮活、生動。

　　考古材料既有深度也有親和力

　　帶我們回到廣州曾經的日常生活

　　在昨日的媒體發布現場，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會長全洪對最終評選出來的100件器物進行了點評。他介紹，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西漢南越國時期透雕龍鳳紋重環玉佩是網絡投票和專家評選的“票王”，這件文物也是目前南越王博物院院徽的原型。

　　此次評選，廣州出土文物堪稱精品盡出。有些文物知名度頗高，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璽”金印、組玉佩、玉角杯等。也有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文物，如1986年東山農林上路出土的陶鼓。“銅鼓我們見得很多，但陶鼓非常少，我們出土了3件。”全洪說。如現藏廣州博物館的東漢陶樓，是1957年在東山象欄崗出土的，在這幾十年來發現的同類器物中也在最精美的之列。還有的文物現在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如1954年在沙河頂出土的東漢陶船。

　　值得一提的是，南漢康陵中出土的玻璃瓶，是當時發現的眾多散碎玻璃中唯一一件能復原完整的。南漢時期的波斯藍釉陶瓶，類似器物在江浙等地出土較多，但近年廣州的發現有后來居上之勢。它們和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波斯風”銀盒、2001年恆福路出土的西漢珠飾、1964年東山韋眷墓出土的明代威尼斯銀幣等一道，令我們對古代中國的對外交往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很多文物帶有“標尺性”意義。如1953年在廣州西村石頭崗的一座古墓中發現的橢圓長方形漆盒，中部刻著“蕃禺”二字，是“蕃禺”地名見於考古實物最早的一例。又如新石器時代的墨彩灰陶罐不僅是廣州本就很少出土的彩陶中的精品，更是迄今為止廣東境內出土最完整、圖案保存最好也最復雜的一件墨繪陶器。還有增城墨依山考古現場出土的商代玉牙璋，是珠江三角洲地區首次在年代明確的墓葬遺跡中清理出土的玉牙璋。

　　通過這次評選，我們看到，考古材料既有深度，也有親和力。它們是不同時期社會生活的直觀反映，是帶著廣州城市發展溫度的第一手記錄。眾多的陶屋、陶院落、陶牛車、陶舞俑，還有如1956年海珠大元崗出土的東漢陶灶上能看到的那些粗率、寫意的人物，一下子把我們拉回到了差不多20個世紀以前的廣州日常生活中。如易西兵所說：“趴在灶門口奮力燒火的人兒，總讓我想起小時候在家做飯怎麼也點不著火，被母親訓斥的模樣。隔著屏都能想象出小人兒滿臉灶灰的模樣。又比如那些托燈俑，都是托燈，有的呆萌，有的歡快，有的傲嬌，有的看不出喜怒哀樂。”

　　他也曾這樣想象：“晚唐時代的某一天，一位陶瓷器經銷商從外地採購了一批日用陶器和釉陶器（泡菜壇子、汲水罐子、裝酒瓶子、盛飯小碗和搗臼等）經水路到達廣州，在南門外上岸后等來承銷商驗貨，發現部分器物殘損，雙方經過艱難或愉快的協商，決定將殘損器物挑揀出來就地掩埋。1000多年后，考古人員讓它們重現天日，還留下了諸多疑問：它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當時的銷售行情如何？當年的‘老廣’也做泡菜嗎？”

　　的確，今天我們所知的歷史，就是古人的生活﹔而我們今天的生活，也必將給后人以歷史感。

　　從金蘭寺到三大會址

　　以考古探究廣州從何而來

　　“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現”中，年代最早的是增城金蘭寺遺址，1958年至1961年進行了三次發掘，發現距今約6000年的彩陶文化遺存及三個時期文化層﹔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在遺址北部發掘，發現500多平方米的貝丘堆積，清理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戰國時期墓葬46座（出土古人類遺骸43具）。它是廣州目前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史前貝丘遺址。

　　位於天河區的華南植物園裡，有個“廣州第一村”，也就是飛鵝嶺遺址。1956年暑假期間，中山大學地理系同學到飛鵝嶺地區進行測量實習，在地面採集到有肩石斧11件。當年8月26日，中大歷史系的師生和市文管會到現場進行了第一次地面調查，發現有肩石斧、有肩石錛、石矛、石鑿等石器，以及方格紋、夔紋、雷紋等印文陶片300多片。第二年初，在多個山崗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存。該遺址是廣州地區第一次考古發掘先秦時期的文化遺存，故有“第一村”之名。全洪說，隨著金蘭寺等遺址的發現，飛鵝嶺已經不是“第一村”了，但無礙它在廣州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廣州地區做考古發掘這麼多年，一直困惑沒有發現大型的戰國中晚期到西漢早期的墓地或聚落，城址就更不用說了。但2020年10月開始第二次發掘的黃埔陂頭嶺墓地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線索。”此前，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強祿在接受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採訪時如是說。作為“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現”中的最新發現，這處位於黃埔區龍湖街黃田村西北的遺址在2016年~2017年、2020年~2021年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的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初期墓群是目前嶺南地區發現的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封土保存最完整的高等級越人墓地。張強祿說，陂頭嶺遺址提示黃埔區九佛到蘿崗這一帶在戰國中晚期的社會發展、人員聚集已經達到相當規模，為后來南海郡治任囂城選在雲山珠水間的廣州城區提供了歷史積澱。

　　“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現”中的西漢南越國遺跡大概是最為廣州市民所熟知的。西漢南越文王墓是迄今嶺南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隨葬器物最豐富的漢代彩畫石室墓，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中由石構水池和曲流石渠組成的御苑是我國目前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宮苑實例。此外，遺址范圍自下至上層層疊壓自秦至民國12個歷史時期文化層堆積，厚達5~6米，記錄了廣州兩千多年的發展軌跡。

　　歷史上廣東的陶瓷生產窯口由北至南，由西至東，遍布全省。其中有一些享譽世界，卻少為國人所知，比如廣州的西村窯。西村窯在發掘的時候位於廣州市西村增埗河東岸崗地上，當時窯址區早已辟為耕田，地面僅遺留有由窯具和瓷片堆積而成的7米高的小山包，土稱“皇帝崗”。在皇帝崗西北約100米處還有3座小型的堆積，清理出不少北宋遺物。1956年，因為要修西村工人體育場，當時的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人員對西村窯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才有了今天對西村窯的深入認識。

　　“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現”中，“中共三大會址建筑基址”是唯一的現代時期遺跡。易西兵表示，曾經大家不太重視通過考古手段來研究近現代文物、遺跡，但從近年的實踐來看，考古在這方面可以起到顯著作用，提供許多科學而重要的信息。除了中共三大會址之外，黃埔軍校舊址的復原、海珠區“二居”舊居的復原等項目也得到了考古上的支持，充分說明了城市考古在當下城市發展中的現實意義。

　　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現

　　（按年代順序排列）

　　1.增城金蘭寺遺址——先秦時期

　　位於增城區金蘭寺村，是廣州目前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史前貝丘遺址。

　　2.天河飛鵝嶺遺址群——先秦時期

　　位於天河區華南植物園，是廣州地區第一次考古發掘先秦時期的文化遺存。

　　3.黃埔陂頭嶺遺址——先秦時期至漢代

　　位於黃埔區龍湖街黃田村西北。2016年~2017年第一次發掘，2020年~2021年第二次發掘，遺址對珠三角乃至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南越國時期的歷史文化研究具有重大價值。

　　4.西漢南越國遺跡（南越文王墓、南越國宮署遺址、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西漢南越國

　　西漢南越文王墓為西漢南越國第二代王文王趙眜的陵墓，是迄今嶺南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隨葬器物最豐富的漢代彩畫石室墓。

　　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由石構水池和曲流石渠組成的御苑是我國目前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宮苑實例。

　　西漢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位於西湖路與惠福東路之間，這是目前世界上考古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構水閘遺存，為研究漢代蕃禺城的位置、布局及防洪設施等提供了重要線索。

　　5.北京路千年古道遺址——唐至民國

　　位於越秀區北京路。該遺址的發現確証北京路是廣州古城的傳統中軸線，為廣州古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坐標和歷史地理線索。

　　6.五代南漢德陵、康陵——五代南漢

　　位於番禺區小谷圍島（廣州大學城）北亭村。南漢二陵是五代南漢國的標志性史跡，其中康陵是目前已知五代十國的陵墓中首次發現的陵園建筑，康陵哀冊文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哀冊文碑石。

　　7.皇帝崗西村窯——宋

　　位於荔灣區增埗河東岸皇帝崗。它的發現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資料。

　　8.增城明代蓮花書院遺址——明

　　位於增城區南香山東南麓。這是湛若水創辦的40余所書院中目前唯一經過考古發掘且保存完整的重要遺址，也是嶺南地區保存最好的明代書院遺址。

　　9.南海神廟明清碼頭遺址——明

　　位於黃埔區廟頭村，為研究南海神廟的歷史沿革、珠江岸線變遷以及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史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

　　10.中共三大會址建筑基址——民國

　　位於越秀區恤孤院路3號。2006年發掘，探明了中共三大會址建筑基址的位置和平面布局，為中共三大會址的保護展示提供了科學依據。

　　（文/記者卜鬆竹 圖/主辦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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