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自己一生画了这么多革命历史画，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的需要。从《英勇不屈》到《井冈山上》，从《娄山关》到《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见图），每一幅作品背后，都是凝固的历史、不朽的英雄与深情的致敬。

　　在这些创作中，我的一个深刻体会是：主题思想是画作的灵魂。

　　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开展革命历史画创作，我承担《英勇不屈》的创作任务。起初，第一稿表现的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惨烈场面，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看后说，太悲惨了，画作不应该表现悲惨，而是悲壮。这一字之差，点醒了我。

　　我反复阅读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的那段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继续战斗了”——这才是主题所在。找到主题，画作才有了灵魂。从“悲惨”到“悲壮”的转变，让画作最终顺利完成。

　　《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同样如此。2005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当时，有关领导点名让我来画这个主题，同时叮嘱我可以放手创作，不必局限于为博物馆的展览创作历史插图。我和学生翁诞宪反复讨论应该如何表现主题——画田汉写词？聂耳谱曲？不，那只是表象。我们最终锁定那句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我们认为画作的主题思想应该在此。作品没有描绘具体的历史情节，而是表现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以此来感染人、鼓舞人。

　　要画好历史画，必须深入生活，获取真实的养分。

　　画《娄山关》时，我带着铺盖扎进了贵州的大山里。山上生活清苦，粮食都要自己背上去，每天靠洋葱、土豆度日。山上只有一个纪念馆，守门的老大爷养了两头小猪，一个盆子既喂猪也给我们盛饭，起初我实在咽不下去，后来也习惯了。我在山上待了18天，因为一定要捕捉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景色。贵州天无三日晴，到第十八天，终于盼来了夕阳，这让我有了真实的感受。艰苦的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当年红军历经磨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实属不易。

　　画《八女投江》时，我去黑龙江体验生活，突遇暴雨，引发洪水，半夜背着铺盖离开。走到半路，水已齐腰深，冰冷刺骨。那一刻，我切身感受到八位女战士在江水中是什么滋味，体会到当时她们是多么英勇。回到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后，我马上开始构思、创作这幅作品。我想表现的，不是她们怎样去投江，怎样去抗敌，而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她们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正是那些直接和间接的生活体验，丰富了我对历史的理性与感性认识，让历史画有了血肉。

　　我在历史画创作中喜欢用象征性手法。《娄山关》的创作难题是如何表现“二进遵义”——画面无法直接写“二”字。中央红军要想“二进遵义”，就必须占领娄山关。写生时，我看到路边有一块碑，上面刻着“娄山关”三个字。我受其启发：如果进娄山关的话，这块碑是在路左边；如果出娄山关的话，这块碑是在路右边。我将碑画在行军队伍右侧，昭示部队打了胜仗归来。我用这个细节解决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之间的矛盾。

　　油画是舶来品，但我在创作时注意让作品符合中国人审美，以油画语言表达中国精神。苏联时期著名的亚美尼亚油画家萨里扬曾叮嘱我：“中国有优秀的文化遗产，千万别忘记。”西方历史画比较注重强烈的光影明暗，我的画有光影感但不强烈，更多用色彩说话，尤其爱用红色调来表达革命年代的壮烈与拼搏。

　　《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便用浓重的红色调，象征抗日烽火和胜利曙光。近景是义勇军——其中有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等，中景是千千万万的群众，远景是万里长城和红色天空。我把仁人志士与长城组合在一起，既象征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也象征我们的抗日是军民团结奋战的抗日，传递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

　　我画了数十年历史画，没有一张让自己完全满意，总觉得还可以更好。我始终坚信：创作历史画，画的是历史的真实，而不单纯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画画的是精神，是能够穿越时空的力量。如今，年轻一代画家有很好的技巧和美学修养，但往往缺乏对生活、对历史的深刻体会。我希望他们多读历史，深入生活，不要忘记过去。站在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点上，我希望观众从这些画作中感受到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愿我们不忘来时路，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为油画家，本报记者顾春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26年08月30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