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考古研究者積極響應號召，聚焦文明闡釋研究，大力推動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貢獻力量。

　　為民族溯源流、為文明尋根脈，是中國考古學的使命。新中國考古學的兩位巨擘——夏鼐和蘇秉琦，將畢生所學所思分別凝結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和《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兩部宏著，清晰昭示了中國考古學以文明為觀照、以闡釋為旨歸。新時代以來，依托“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夏商文明研究”等重大科研項目，考古工作者不斷取得新突破，在實証“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同時強化了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體性和原創性。

　　考古工作者在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新發現的距今百萬年前的“鄖縣人”3號頭骨，為百萬年人類演化史提供了關鍵証據。通過對古人骨材料系統的古DNA（脫氧核糖核酸）和古蛋白研究，証實我國學者提出的我國古人類“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理論是科學合理的，在人類起源研究領域確立了中國話語。對浙江上山文化水稻遺存和北京東胡林遺址炭化粟的研究，表明“南稻北粟”的農業格局在距今萬年前后已經形成，揭示出一萬年文化史的經濟基礎﹔規模宏大的浙江良渚古城，是“實証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聖地。通過對良渚等遺址的深入研究，中國學者提出了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成為中國考古學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重大標志性成果。

　　近年來，考古學者對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進行闡釋研究，不斷夯實“何以中國”的學理支撐。“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加快實施，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從考古學視角深刻解答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科技考古快速發展，考古信息提取和文物成分分析手段不斷豐富，深化了對中華先民技術創新的理解﹔史前聚落、歷代都邑和禮制考古持續加強，展示出中華文明持續的制度創新。圍繞“何以中國”“多元一體”等議題，史前文化譜系和中原中心形成過程更加清晰，邊疆考古為歷代中央政權對邊疆地區的有效治理提供考古學証據，充分彰顯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對陶寺、二裡頭、殷墟等都邑遺址的發掘不斷取得新成果，展現了歷代都邑多種文化因素和諧共存的包容樣態。針對“天命”“德政”“中國”等極具中國特色的關鍵概念，利用考古材料詮釋中華文化尊“中”、崇“德”、尚“禮”的精神內核，讓中華文明的和平性特質更具象、更富歷史內涵。

　　在“為人民做學問”的感召下，越來越多考古學者主動走出書齋、走進大眾，通過考古紀錄片、科普讀物、文化活動和學術講座等各種形式，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可感知、易接受的文化資源，以史育人、以文潤心。同時，考古學者積極尋找與世界對話的共同語言，在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和國家演進等關鍵學術領域，把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意義的中華文明精髓轉化為國際社會能理解、能接受、能共鳴的話語體系，實現中華文明成就和中華文化精神的有效傳播。

　　新時代以來，考古學者積極搭建和參與世界考古論壇、良渚論壇等文明對話平台，與國際同行同台論道，相互切磋，有效提升了中國學者在文明研究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加深了其他國家學者對中華文明輝煌成就的認知和接納。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新時代境外聯合考古蓬勃發展，取得歷史性突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聯合考古隊深入洪都拉斯的熱帶叢林，在科潘遺址探尋瑪雅文明的奧秘﹔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組成的中埃聯合考古隊在埃及傳奇古都孟菲斯古城發現了神廟建筑遺址，為埃及考古貢獻了中國力量﹔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深耕中亞考古，取得了考古發掘和遺產保護的雙豐收，是考古學促進民心相通的成功典范。據統計，僅在“十四五”時期，中國考古學者在28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49項中外聯合考古項目，這些來自田野考古一線的最新成果，為展示多元文明風採、增進文明交流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時代賦予新使命，新時代帶來新機遇。考古研究者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明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實踐提供有力理論支撐，貢獻考古學力量。

　　（作者為西北大學校長）

　　《 人民日報 》（ 2026年05月23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