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1954年1月生於潮州。現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七屆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1982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84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起任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教授（1990年起）、教授（1992年起），2008—2012年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有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中國教育及學術、中國小說史、中國散文史等。

　　◎《南方》雜志記者�劉艷輝　發自北京、廣州、潮州

　　◎本文責編�李焱鑫

　　2021年9月，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多了一個新職務—暨南大學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

　　他跳出潮州看潮州，強調研究要超越地域，超越文史學科思維，超越學院與社會的邊界，同時“拾遺補缺”，真正連接好研究、社會與企業，更好推動潮州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從成立儀式，到研討會、懇談會，甚至“潮人潮學”公眾號文章審核，陳平原身體力行。對熟悉他的廣東人來說，這並不意外。

　　在這位大學者身上，“潮州人”一直是張顯眼標簽，雖然多年在外，但他始終心系家鄉的教育及文化建設。近年來，他出任潮州市文化顧問以及韓山師范學院董事，策劃“韓江講堂”，和林倫倫、黃挺合作主編《潮汕文化讀本》，一舉一動備受關注，頗受贊譽。又與深圳多有合作，比如出任南山區文化顧問和南山圖書館理事，粗略統計，12年間共參加學術文化活動20場。

　　他不需要，也從不借機自我標榜。面對媒體和公眾，他再三聲明，無論潮學、嶺南文化還是人文灣區建設，都不是他的專業領域，敲鑼打鼓可以，粉墨登場則不敢。

　　他自帶流量，卻拒絕迎風起舞，在關注現實與迎合公眾之間選擇前者，在採訪問答的方寸之間審慎把握：“從媒體角度，話題越熱鬧越好﹔作為學者，我必須知所進退。”

　　陳平原曾形象地自喻為“壓艙石”，對熱鬧、時尚保持警惕，矢志不渝地追求著學術與人生合一。30余部大大小小的著作中，他以“我手寫我心”，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追尋文字、聲音、圖像背后的真實歷史文化景觀，不厭其煩地詮釋著何為“有情懷的學術”以及“學者情懷”。

　　有境界自成高格。陳平原的學術志向與野心，通過一件往事可見一斑。1999年，北京大學“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時，陳平原揮筆道，該中心的宗旨還有一條：研究艱難中崛起的20世紀中國，希望在重鑄民族魂以及積極參與當代中國的精神和文化建設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為大學教授，他不忘育人本色，在文學史、學術史研究中更多從教育體制入手，可謂用心良苦。在他看來，所有思想轉變、文學革命、制度創新等都必須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動搖。

　　對陳平原的採訪，本文既不是第一篇，也不是最后一篇。目前已有七八十篇採訪問答，被細細整理錄入《京西答客問》《閱讀·大學·中文系》等書中。本文隻能算是滄海一粟，謹供讀者進一步了解陳平原的所思所想。

　　對特殊時代、特殊課堂的紀念

　　“從書裡談到書外，長長短短、瑣瑣碎碎，如此扶老攜幼，能使研究對象更加血肉豐滿。”

　　《南方》雜志：祝賀您的新書《小說史學面面觀》出版。您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從事小說史研究，中間轉向學術史、教育史。能否介紹下本書寫作緣起？

　　陳平原：刊行於1988年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是我的博士論文，獲得很多學術榮譽，最得意的是出版30年后，獲第四屆思勉原創獎。我在小說史研究方面的著作，還有《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等。但這回的《小說史學面面觀》不一樣，屬於“學術史”而不是“文學史”，那就是“中間轉向了學術史、教育史”一圈的結果。在此書最后一章，我審視自己的小說史研究，辨析其中的功過得失，希望給后來者提供借鑒。

　　至於寫作緣起，最初是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北大改為線上教學。對著空蕩蕩的鏡頭宣講，不再與學生面對面，無法交換眼神，不僅不精彩，而且容易忘詞。為了備忘，我寫下了部分講稿或詳細的大綱。課后意猶未盡，干脆整理成文，交給《文藝爭鳴》刊發，也算是對這一特殊時代、特殊課堂的紀念。

　　《南方》雜志：該書的研究對象不僅有魯迅、胡適等這些讀者都比較熟悉的中國學者，還有普實克、夏志清、韓南等外國學者。這樣的選擇有何考慮？

　　陳平原：這就說到我希望做到的“面面觀”，包含以下三個層次：第一，描述並評價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學者對於中國現代小說的研究思路及著述，目的是呈現不同的學術視野與方法。第二，選擇這12位學者，不一定業績最佳，但都別具特色，很能引發思考與討論。換句話說，這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試圖凸顯的是研究者的立場、趣味及方法。基於此設想，本書舍棄了很多主要貢獻不在小說史學的優秀學者，即便在小說研究領域，也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採取“舉例說明”的方式，選擇我較為熟悉且感興趣的話題，反復敲打，希望能得出若干獨特的發現。第三，我自己的解說與論述同樣不拘一格，有時長篇大論，有時點到為止，就像課堂講授一樣，“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同時，還得保持一定的水分與空氣。如果兩個小時全是實打實的干貨，會讓人聽不下去的，必須張弛有度，靈活多樣，且講究韻律與節奏，方能維持聽眾的注意力。

　　《南方》雜志：“既學問，也人情，還文章”，是您對這本書的理想設計，也代表了您的著述風格。形成這樣的風格經歷了哪些過程？

　　陳平原：關於這本書採用何種文體，到底是論文還是隨筆，我一開始很猶豫。最后選擇了這麼一種介於專門著作與課堂講義之間的寫作形式。有理論闡釋、史料鉤沉，但也穿插閑話，兼及師友逸聞。從書裡談到書外，長長短短、瑣瑣碎碎，如此扶老攜幼，能使研究對象更加血肉豐滿。也正因此，此書比我以往出版的諸多專業著述要好讀很多。當然，這與我內心深處對過於學究氣的學術論著不太滿意有關。到目前為止，這個試驗的結果還可以，在專業雜志上發表，朋友們大都認為有見地，不怎麼八股，算是別具一格吧。但這是論題本身以及生產過程決定的，不能硬套到我此前此后的所有著述。

　　文學教授的別有幽懷

　　“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疊床架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在我看來，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

　　《南方》雜志：無論是研究文學史，還是學術史，您都不把它單純作為一種知識體系，而是更多地從教育入手，有哪些用意？

　　陳平原：我曾經說過：“從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的朋友，都是潛在的教育史研究專家。因為，百年中國，取消科舉取士以及興辦新式學堂，乃值得大書特書的‘關鍵時刻’。而大學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蘊含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精神，對於傳統中國的改造，更是帶根本性的—相對於具體的思想學說的轉移而言。”反過來，教育史的思考與撰述，對我從事文學史或學術史的研究，大有裨益。這一番“游歷”，在我已出版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以及《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如，談論作為知識生產的“文學史”，必須體會其中體制與權力的合謀，意識形態與技術能力的縫隙，還有個體學者與時代氛圍的關系﹔眾多努力中，從“教育”角度切入，可以兼及學問體系、學術潮流、學人性格與學科建設，我以為是比較穩妥且可行的。

　　《南方》雜志：就當下而言，落實文學教育關鍵在哪裡？

　　陳平原：進入現代社會，“合理化”與“專業性”成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學”作為一個“學科”，逐漸被建設成為獨立自足的專業領域。最直接的表現便是，文學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如此轉折，並不取決於個別文人學者的審美趣味，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決定的。我在《文學如何教育》一書中描述了文學教育的十個方面，以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的“大學五書”及“學術史三部曲”為根基，力圖將學院的知識考辨與社會的文化批評相勾連，在教育制度、人文養成、文學批評、學術思想的交匯處，確立“文學教育”的宗旨、功能及發展方向。相對於學界其他同仁，我談論文學史及文學批評，更多從教育體制入手，這也算是別有幽懷。作為一名文學教授，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疊床架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在我看來，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

　　建立自己表達的立場、方式與邊界

　　“如何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的學養及思考，乃是現代中國學者亟須錘煉的基本功。”

　　《南方》雜志：去年出版的《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是您的“學術史三部曲”收官之作。什麼是“述學文體”，這一研究有哪些重要意義？

　　陳平原：一般認為，治學的得失成敗，關鍵在政治立場、文化趣味、專業知識以及時代風潮﹔至於“述學文體”，似乎無關緊要。可在我看來，如何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的學養及思考，乃是現代中國學者亟須錘煉的基本功。這裡談的不是一般的寫作技巧，而是中國學者如何在中外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建立自己表達的立場、方式與邊界。這涉及整個現代學術生產機制，比如，什麼才叫論文，為何需要專著，教科書意義何在，演說能否成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邊界，“報章之文”與“學者之文”如何協調，能否“面對公眾”而又不失“專業水准”等，這一系列難題背后，牽涉到整個教育體制以及知識生產方式。如再說開去，則是全球化視野、西學東漸大潮、話語權爭奪等在現代中國學界的自然投射。而這些，並不是一兩句“學術獨立”或“博學深思”就能解決的。

　　《南方》雜志：您的研究不限於文本，同時關注了“城市”“圖像晚清”以及“有聲的中國”，透過不同的媒介發現了不同的文化景觀。為什麼從這些角度入手？

　　陳平原：10年前，我發表《“現代中國研究”的四重視野—大學·都市·圖像·聲音》，談我為何要在主營的文學史與學術史之外，如此拓展學術疆域與視野。某種程度上，這既是自我期待，更是學術展望。關於“大學”與“圖像”，我的成績還可以，在北大出版社刊行“大學五書”，除《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我還在東方出版社推出了《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之外》。“有聲的中國”很有潛力，已發表了若干文章，只是尚未正式成書。有點遺憾的是都市研究，我起步很早，但效果不太理想，去年出版的《記憶北京》與《想象都市》，顯得有點散亂。之所以撒得這麼開，除了學術野心，更重要的是為我的學生探路。放長視線，若他們在學術上有大的推進，那我的“提倡有心，創作無力”也就值得了。

　　對時尚保持必要的警惕

　　“我看過很多聰明人，之所以摔跟頭，就因為過分看重時尚，什麼熱就做什麼，且老想抄捷徑，最后的結果是欲速則不達。”

　　《南方》雜志：投身學術40年來，您共寫下30多本著作，可謂著作等身，並獲得很多學術獎勵。最近四五年間又出版了七八本新作。您是如何做到的？

　　陳平原：人文及社科沒有國家獎，最高的也就是教育部頒發的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我獲得了五次（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其中兩次還是一等獎。不過，60歲以后我就主動放棄了，不再申請此獎項。因我發現，現在申請名額下放到學校和院系，你再參與，就會擠佔年輕教師的發展空間。如果是校外評審，不用填表自吹自擂，那樣的獲獎，我很開心，比如第四屆王瑤學術獎著作獎（2016）、第四屆思勉原創獎（2017）、第十四屆文津圖書獎（2019）、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2021）等。至於最近幾年出書多，那是因為我同時做好幾個題目，經過長期積累，剛好這個時候出來，像獲得文津圖書獎的《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以及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的《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都是經營了差不多20年。

　　《南方》雜志：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治學方法和寫作習慣，以及下一步研究重心？

　　陳平原：我是1977級大學生，曾下鄉插隊8年，學問上起步很晚。上大學后，走得比較順暢，算是勤能補拙吧。說到研究方法，沒有一定之規，跟時代背景、學術領域以及個人性情相關，關鍵在於學會自我反省，盡可能少走彎路。另外就是對時尚保持必要的警惕—不管誘惑多大，倘若不是你想要或你能要的，就應該不為所動。我看過很多聰明人，之所以摔跟頭，就因為過分看重時尚，什麼熱就做什麼，且老想抄捷徑，最后的結果是欲速則不達。隻要不太笨，以中人之資，肯下苦功，持之以恆，總能做出成績來。至於寫作習慣，那就更是因人而異了。相對於其他專業，學人文的，擅長寫文章，這點很要緊。我注意到文人學者中，凡到老年還能產出好文章的，十有八九是養成經常寫作的習慣，類似“曲不離口，拳不離手”。今天因為嚴苛的學術考核，導致某些年輕學者寫得太多、太水，這是另一個問題。我想談的是很多教授成名后，過早地喪失學術創造力，再也寫不出好文章來。

　　我的習慣是，每年用心經營三四篇像樣的大論文，另外還得有八九篇別的文章，包括一般論文、文化評論或學術隨筆。我當然知道，一個學者真正有創見、能流傳得下去的好文章，不會很多的﹔你不能保証寫下來的，就能傳得下去。不懈思考，經常動筆，長長短短，好好壞壞，除了多少有所收獲，更重要的是保護自己的學術敏感、思維能力、寫作激情以及文字管控能力。至於下一步研究重心，就不在這裡啰嗦了，用我們家鄉話說，“撿有豬屎呾有話”（比喻事情做好了就有話講了），在此之前不要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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