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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写作“不失其赤子之心”

2020年02月28日13:57 |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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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失其赤子之心”

  汪曾祺说:“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事实上,将这一句话当作汪曾祺创作生涯的注脚,也是很妥帖的——当我还是位小读者时,我这么想。后来我成为一名创作者,仍然这么想。

  我喜爱汪先生的作品,最初是出于对他笔下可亲世界的向往,及至我自己踏上写作的道路,落了笔,才发现他对我影响至深。我究竟向他学习了什么?是技巧?是思想?或根本是作品中托付出的一颗赤子之心?也许我应该循着他的步子,从头看起。

  所有的创作,都起于作家对生活永远留着那双好奇的眼睛

  开启一次创作,试图“无中生有”,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都不算是一件简单的事。且不论灵感迸发不常有,更何况如刘勰所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要表述得完全亦非易事。搜索枯肠之余,我从汪先生的文章中求索,毕竟他总有那么多生机勃勃的人物与故事。一回,他借小说主角之口,说出他这个“写小说的人”的本心:“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

  他确实对所有人都感兴趣。女儿汪朝写他上早市,出门前先揣两根烟在口袋里——那是给卖鸡人抽的,递根烟,聊聊家常,他也就了解了对方的生活。对生活拥有一份持续的好奇,原是孩子的天性,等孩子长大成人,这天性便逐渐地丧失了。然而作家不能这么干,作家得永远留着那双好奇的眼睛。

  因为所有的创作,无论之后如何雕栏画栋,都起于最初捕捉到的那点激动和惊奇。而要达到创作的自由,按照汪先生的想法,非得对生活熟悉到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并且这种熟悉不能局限于与所写题材相关的生活,连题材之外的生活也要照顾。你瞧,对生活缺乏兴趣的人断做不到如此。

  他的平淡像一粒米,一口饭,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衬百味

  会看,不一定会写。将目中所视、脑中所思誊到纸上,又是一道关卡。汪先生的答案倒简单:“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说是这么说,“准确”表现在文章里,到底是个什么劲儿呢?

  在许多人眼里,写作是场围猎,要描述的对象是一只能跑会跳的兔子。作家用尽可能多的描写充当猎人,面面俱到,不断接近,从各方面包围猎物。运气好,那只兔子便收入囊中;运气不好,则既丢猎物,又失方向,整部作品处于云蒸雾罩之中。

  我想汪先生对这种做法是不会满意的。他要准确,是要人写如击蛇七寸的句子,一下就着。为磨炼出这一句,首先需在平日用功,养成时时观察的习惯,用明晰的语言将印象固定住。积累的文字多了,再去找、去选择,层层过滤出看似浑然天成的“准确”。用汪先生的话说,比起“妙手偶得之”,他更相信“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提到汪曾祺的文字,有人会说,“平淡”。自然此平淡非彼平淡,汪先生的平淡更像一粒米,一口饭,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衬百味。这里头是藏了心思的。他意识到,仅仅把握平淡,文字会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迹象,他还不太服老。有句诗可陈述汪先生的理想境界:“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最普通的字词,写让人耳目一新的句子。这对小说家提出要求:别醉心于一套自己过于熟稔的语言模式,上句还没完,下句就黏糊过来,连读者都摸得门儿清。还是要和自己的语言保持距离,在写每一句话时,都要像第一次学会说这句话。留着时间去打量它,在与变换的新语言反复熟识的过程中,再挖掘与埋藏“言外之意”。

  读者们都知道,沈从文对汪曾祺影响巨大。沈先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句教诲:“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说的是汪先生初学写小说,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太漂亮,太“玄”。让农民说大学生才会说的话,人物显得虚,立不住。再后来,汪先生就明白“贴到人物来写”,甚至“滚到里面去写”了。写谁,就成为谁。垂暮老人与缤纷少年眼中的夜色是不同的,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虽都有奔忙的人,他们的前方又怎会是一样的风景?要是用无关人等的目光去看,《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多傻!何必去尝那辛骚的尿碱汤呢?十一子也不会因此苏醒过来。可是巧云要尝,她心爱的男人奄奄一息,是为了她,她尝一口有何不可?这只装着尿碱汤的碗,不是汪曾祺塞给她,要她尝,而是巧云自己想尝,她把碗抢过去,汪曾祺根本拦不住她!汪先生就是这样实践着沈先生的教导。

  语言不仅要向老师学。别人的话里,民间曲艺里,现代作品里,古代作品里……作家对语言的学习是随时随地的。街头巷尾,汪先生留意散落在生活中的好词字:“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如此每日集几句,作家的语感逐渐被澄清,写起来就干净、有力,余味悠长。

  中国作家之所以为中国作家,不要否定或放弃自己的立身之处

  下笔的轻重缓急,我已从汪先生处偷师不少。然而同时兼具青年与写作者两个身份,我更迫切的疑问是,时至今日,我立身于何处,又该如何面对生活?

  这些问题也许听上去稚气,因为在这个激流滚滚的时代,题材俯拾即是,要描写的并非不够,而是太多。但正因为如此,我愈发感知到自己有在纷纷扬扬中迷失自我的危险。

  汪先生至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他不止一次地说。他的答案奇怪又不奇怪。汪曾祺是中国人,这毋庸置疑。20世纪40年代写着“洋味”十足的现代派小说的汪曾祺,到了80年代,却回过头写很古典、很中国的小说,甚至被冠以“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名号,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他用“中国人”的身份来为自己正名,分明是要表现一种态度。公正地说,他后来并没有完全抛弃现代主义手法,在80年代的一批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见现代主义手法的一点薄影。但汪曾祺意识到,“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永远不会写得和西方作家一样,因为你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你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式的,你对生活的审察的角度是中国的,特别是你是用中国话——汉语写作的”。

  西方很难理解东方语境下的所谓“文气”,安排语言,词与词,句与句,也如王羲之的字,“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同理,西方语境中,也一定有东方难以理解的参照之处。在当前这个讲求合作的氛围下,也要理解,不能跨越的不一定是隔阂,还有可能是需要共存、需要分享的不同。中国作家之所以为中国作家,汪先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否定或放弃自己的立身之处。

  他的小说总像一潭静静的水,静静地流,在光下显出活色

  至于该如何面对生活,这关乎我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窘境。技术革新使得曾经遥不可及的地方被信号串联在眼前,作家似乎拥有了更多做梦的空间。然而与此而来的海量信息,让人疲于应付,却无法抗拒,愈来愈多人从信息流中“选择”,毕竟“选择”比“思考”要省力得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选择了某一方,即选择了对手,不可避免地将迎接一场对抗。当类似的对抗激增,不仅可能淹没真正值得倾听的呐喊,还平白无故地增添许多戾气。我该如何描写它们呢?我应该描写它们吗?毕竟在我读过的众多作品中,大部分都描写了两个世界剧烈碰撞后的尘土飞扬。

  迥异于其他作品,我似乎很难在汪先生的作品中找到尘土的痕迹,即使他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冲击的状态。他的小说总像一潭静静的水,静静地流,在光下显出活色。后来再读,再想,我慢慢明白,他的作品根本不缺乏撞击:《子孙万代》里,傅玉涛再在小古玩店见着他那对核桃,却只能无奈割爱时,唱着“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难道他心中是一派平和的?肯定不是。只是汪曾祺更看重对冲突世界的弥合,而非冲突本身。他的作品在提醒,也叫人思考,但他没有尖刻地冷嘲。他虽然痛心,但他的心是热的,是有感情的。他不愿叫人绝望,“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大淖记事》中,巧云挑起一副担子,养起了伤重的十一子。《岁寒三友》里,三位老友历经艰辛,仍能在大雪天里共醉一回。他要给人们继续生活的信心。写出这样的作品,何尝不需要勇气呢?

  今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浩浩荡荡一百年,世界已发生太多的变化。回过头去看,当年面对众多的路,汪先生是选择了最古老、最朴素的那一条——诚实地描摹人物,真挚地相信生活。路难走吗?也许难的。可不应该因为难而不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汪先生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

  我多愿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

  (作者:张闻昕)

(责编:陈育柱、胡苇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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