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惠州佛教的兴盛和发展

2018年11月07日09:00  来源:惠州日报
 
原标题:隋唐佛教的兴盛和发展

  入隋后由于隋文帝大力恢复和重建佛教,入唐后前几任帝王又崇佛甚虔,中国的佛教自周武宗灭佛后,很快又得到全面复苏。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长安僧人玄奘随商人游西域,贞观十九年带了六百五十七部佛教经典返回长安,唐太宗即诏玄奘组织人力翻译行世,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惠州也不例外,入唐之后罗浮山也增建了不少佛寺。例如:唐中宗嗣圣元年(684)建明月寺(位于博罗苏屋岗),开元二十六年(738),奉敕建醮于华首台。天宝二年 (743),玄宗遣中使祭罗浮山,南楼寺僧以珍柑进贡,玄宗赐名延祥,御题匾额“延祥之寺”悬于山门。天宝三年,玄宗敕云:“罗浮是华首菩萨佳处,见诸典籍,可特立延祥寺、华首台、明月戒坛。”天宝四年,僧妙湛于新集都建香积寺。这时佛教在罗浮山已与道教平分秋色。佛教在整个东江流域的流布情形大致与西湖罗浮一样,唐高僧道世在《法苑珠林》称:“循州在一川中,东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极丰渥。”所谓“循州一川”即东江,其“东西二百,南北百里”,正指古代惠州的行政地域。域中“寺极丰渥”,佛教的兴盛可见一斑。

  隋文帝在北周龙潜时期,得印度僧人进献一包佛舍利。入隋后,隋文帝为了供养好这些舍利,于仁寿元年(601)敕令天下,包括循州(惠州)在内的31州各建舍利塔,以便供养、收藏这批舍利。隋文帝向各州分送舍利时,均选名僧护卫办理,安放舍利所在州、县刺史以下和县尉以上的官吏,要停止衙门办公七天,以专门迎接和安置舍利事宜,仪式非常隆重。

  隋文帝分置给循州(惠州)龙兴寺(今惠城区长寿路北侧)的舍利,是一颗最大的舍利,由洛阳大兴善寺高僧智光和尚护送来惠州。该舍利非常神异,智光和尚护送其行至许都(今许昌),忽然大放异彩,光芒四射;行至番州(今广州),寺院铜钟夜鸣,惊骇人畜,直到天亮早膳时才停止;到达循州(惠州),安置舍利塔内,甘露挂塔旁树枝上,凝酥耀日,经久不散。大业九年(613),诏天下改佛寺为道场,惠州龙兴寺遂改为舍利道场。

  据苏轼《广州东莞县资福寺舍利塔铭》中记述:“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状若覆盂,圆径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两。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无数,五色具备,意必真人大士之遗体。盖脑之在颅中,颅亡而脑存者。”从苏轼这段记述来看,应是一颗脑舍利,亦称脑坚固子,是得道高僧遗体火化时,颅骨内的脑组织久焚不化,冷却后变为坚硬的结晶体。加上原被脑组织包着的小颅骨焚化后,成为五色小舍利保留在里面,更属罕见。又据佛书《法苑珠林》记载,四十多年后的唐高宗显庆五年,也有西域僧献唐高宗这样一颗舍利,其“高五寸,阔三寸,黄紫色”,体形与惠州这颗舍利差不多,但没有说里面有五色小舍利,应不及惠州这颗高档。

  隋文帝把这样一颗罕见的佛舍利安放在惠州,考其原因有二:

  一是入隋之前,周武宗进行大规模灭佛,一批僧人逃来岭南,杂厕民间,成为无籍野僧,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入隋后,隋文帝在恢复和重建佛教的同时,必须安抚岭南这批野僧,加强对他们的约束和管理。因此隋文帝把这颗罕见的佛舍利安放在岭南腹地惠州,无疑对那批无籍野僧有较大的号召力。

  二是岭南归附隋朝后,隋文帝在广东仅设广州、循州两个总管府,其中循州总管府领循、潮两州,包括粤东整个地区,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其时粤东儒家文化教育发展较晚,民众愚顽,生产落后。隋文帝把这颗罕见的佛舍利安放在循州总管府所在地惠州,用“佛宝”教化归附不久的粤东民众,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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