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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导师童庆炳:曾被强令辍学 1963年到越南任教

2015年06月30日17:33    来源:北京晚报    手机看新闻

  童庆炳从小就喜欢读书。因为喜欢读书,他从福建西部的大山深处考入北京;因为喜欢读书,他幸运地避开了多次运动。每一次人生的“低谷”,都成为他潜心读书的良机。长期的阅读积累,为他的理论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童庆炳以每年一部理论作品的频率在文学评论界引起极大的关注,最终成就其在文艺学界的泰斗地位。

  除了自身的研究,在教学过程中,童庆炳也继承了上一辈大师们的品格,在育人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生活上,他给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学术上,他严格要求,丝毫不放松。他精心培养了数百名硕士,其中就包括当代著名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毕淑敏、迟子建等,他还培养出七十余名文学博士,其中大多数已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骨干与学科带头人。

  以阐释“文学之美”为己任的童庆炳,展现给人们的也是一段美学的人生。

  为上师范和父亲立字据

  1936年12月27日,童庆炳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乡一个清贫的农家。连城位于福建西部的大山深处,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童庆炳的祖先为避战祸,南宋时从山西雁门迁移过来。为了不忘“客家”老本,他的父亲在斗笠写着“雁门童氏”四个字。

  读小学时,童庆炳常考第一名,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1949年夏天,小学毕业后,父亲勉强同意儿子到县城应考。那年全县只招收初中生40名,而考生则有400名。在父亲看来,考到县城上学跟考状元差不多,哭闹着要读书的儿子考了也是白考,考不上就让他留家安心务农。结果,童庆炳考得第三名。就这样,童庆炳跨进了连城一中的校门。

  在读完初一后,迫于生计压力,“家中老大”童庆炳被父亲强令辍学回家,童庆炳走上了漫长曲折的挑柴之路。在挑柴的一年时间里,童庆炳时刻念想着回县城中学学习。他向父亲提出了复学的要求,然而父亲毫无妥协之意。

  一天清晨,童庆炳不顾一切拿起行李和几斤米,离开家毅然朝通往县城的路走去,他发誓哪怕是当乞丐也要把书读完。当他独自一人走出约半里地时,祖母追上了他,塞给他积攒了多年还带着体温的四块银元:“这是你的学费。别忘了星期六下午回家来拿米。你去吧,孩子!”童庆炳知道,这四块银元是祖母的全部积蓄,是她的送终钱。童庆炳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哭着向祖母跪了下去。

  童庆炳初中即将毕业,普通高中上不起。万幸的是,邻县的龙岩师范学校恢复招生,他偷偷去报考,而且顺利考取了。童庆炳将龙岩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藏在口袋里,不敢让父亲知道。有一天,父亲与朋友一起喝酒喝得高兴的时候,童庆炳怯生生地对父亲说:“要是有那么一个学校,吃饭不要钱,也不用交学费,不知道你让不让我去念书?”父亲当着朋友的面说:“你真是一个读书迷,哪有这样的好事啊,要真有这样的学校我就让你去读。”童庆炳忙问:“你说话算不算数?”父亲说:“当然算数!”

  童庆炳让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写下一张字据后,才把录取通知书掏给他看,这样,父亲只好让儿子去龙岩师范学校上学。

  在大学感受“苏式”快乐

  1952年初秋,童庆炳来到龙岩师范学校就读。龙岩师范学校的校风、师生关系以及教师们的修养,给童庆炳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他在这里不仅成长为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还爱上了读书和写作。

  1955年,童庆炳从龙岩师范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能参加高校入学考试,必须到乡村当小学教员。没有想到上面突然来了文件,他们班里有四个名额参加保送大学的考试,但只许报师范院校。童庆炳填了一个志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没想到,童庆炳真的考上了。

  童庆炳离开家乡的那一天,母亲送他到十五里地外的城镇去坐长途汽车。在汽车开动前,母亲在车窗外紧紧拉住童庆炳的手,说着语无伦次的话语,说着说着,母亲流下了眼泪,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多年后,童庆炳经常回想起这难忘的一幕。

  1955年秋天一个明媚的清晨,童庆炳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被分到了1955级中文1班。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师大中文系,由原北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合并而成,可谓名师荟萃,开课的老师几乎全是国内的知名教授:黎锦熙、黄药眠、刘盼遂、李长之、钟敬文、穆木天、陆宗达、王汝弼、启功、郭预衡……还有年轻教师聂石樵、邓魁英、匡兴、陈惇等。

  其中有些老师,令童庆炳印象非常深刻。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盼遂,讲《史记》时,根本不念讲稿。有一次讲《廉颇蔺相如传》,光是讲一个“蔺”字,刘盼遂左考证,右引申,竟讲了满满一节课,整整四十五分钟,完全是即兴发挥,令人叹为观止!

  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主讲古代汉语,他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来讲,每堂课只讲三四个汉字。他把枯燥的汉字讲得妙趣横生,让学生从不感到疲倦。

  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在北师大有个“三支粉笔”的美谈,他讲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三支粉笔和几张卡片,他所分析的资料和文学作品完全是背出来的。他用略带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边讲,边写,思路之清晰,令人吃惊。下课的时候,三支粉笔刚好用完。

  对童庆炳来说,大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快乐的,而且当时的快乐几乎都是“苏式”的。童庆炳和他同学们一起唱苏联歌曲,从《在那遥远的地方》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一条小路》到《纺织姑娘》……他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常常忘了时光的流逝。童庆炳也学着跳友谊舞,即便没有音乐的伴奏,他也会抱着一把椅子学习三步舞或四步舞,自唱自跳,兴致勃勃。

  避开多次运动潜心读书

  1958年7月,童庆炳提前一年毕业,在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1961年开始,童庆炳“疯狂”地研读《红楼梦》。

  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童庆炳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论文在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刊载于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研究专刊”。这篇论文发表后,童庆炳受到了学界的注意,他也被调回中文系,开始了教学研究之路。

  1963年9月,童庆炳被教育部派到越南国立河内师范大学任教。童庆炳给越南的学生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把屈原的《离骚》重新注释翻译了一遍,还系统地钻研中国文学史,为学生编写了深入浅出的讲义,此外还编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注释。那段日子是紧张、劳累的,他却视之为一种精神享受。后来,童庆炳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正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1965年夏天,童庆炳从越南回到国内。1967年9月,他又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汉语等课程。童庆炳多次到中国大使馆文化处,想找一些书看。有一天,文化参赞悄悄地告诉他,图书室就在地下室,要想进去也不难,带一把改锥和一个手电筒就可以了。

  于是,童庆炳在午休时间溜进了那个不大的地下室,顺着手电筒的光线,他看到了满屋的书,差一点惊呼起来。他首先看中了1946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出版的《鲁迅全集》,后来又找到了《诗经》、《楚辞》、《左传》、《史记》等书籍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选集,还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作家的经典作品。以这些书籍为友,童庆炳觉得自己空前的“富有”。

  一年后,地拉那国立图书馆从中国买了许多中文书籍,但图书馆里却没有一个人懂得中文。知道这个消息后,童庆炳第二天就去地拉那国立图书馆找人谈判:他帮他们编目上架,他们允许他随便借书。童庆炳在图书馆里借到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一些古代作家的文集。

  1970年夏天,童庆炳回国。回国后,他烧了一年锅炉,“靠边站”了一年。这又给他创造了一次自学的良机:当时,北师大图书馆已经允许借书,童庆炳基本上每周或每半个月都会借一次书。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摞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读书卡片、笔记本。

  在童庆炳的夫人曾恬看来,如果说在越南教书时,童庆炳所看的书相当于让他读了个硕士的话,那么,在“文革”期间,他等于是读了个博士。

  折服于黄药眠的“最后一课”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每个暑假,童庆炳会把稿纸、笔、干粮、书和一个小板凳放到自行车上,一大早就骑车到八一湖边一个安静的树林里。那片小树林是他思考和写作的“伊甸园”,多年的读书、思考和探究,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丰收季节:1978年童庆炳发表论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1979年发表论文《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童庆炳几乎是以一年一部理论作品的频率出现在文艺界,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出版了30余部著作,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

  1985年,北师大文艺学开始招收博士生。同年,文艺学还招入了第一批硕士生,本来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写的是钟子翱、童庆炳和梁仲华三位导师,可是,钟子翱检查出得了癌症(1986年去世),梁仲华调到了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处。于是,13名学生都划到了童庆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导。第一届博士生和第一届硕士生,构成了日后学界所称谓的“童门弟子”或“童家军”的基础。如今,他们基本上都成了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

  在北师大的教学生涯里,童庆炳对黄药眠的“最后一课”记忆犹新:1983年春天,已经80高龄的黄药眠老先生坚持要给研究生和年轻教师讲最后一次课。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教室,在讲台旁坐下,然后把手伸进书包。出人意料的,他拿出三个药盒子,然后叫童庆炳和另一位老师过去,告诉他们,如果自己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倒下,该怎样把药按次序放进他的嘴里。原来,黄药眠是冒着突发心脏病的危险来上这堂课的。童庆炳经常动情地讲述这段往事,他对学生强调,要用生命来投入,才能真正把学问做好。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以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时刻关心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成长。1993年,在《东方丛刊》组织的“诗学大奖赛”中,王一川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获奖金一万元;作为导师的童庆炳,他的论文只得了三等奖,奖金两千元。《东方丛刊》杂志社怕童庆炳不高兴,特意向他表示歉意。童庆炳在回信中说:“哪里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让我高兴的呢?三个奖,我们师生就得了两个!”

  给莫言、刘震云等作家

  开“创作美学”课

  童庆炳既从事理论研究,又进行文学创作,这与黄药眠当年对他的谆谆教诲有很大的关系。

  黄药眠曾经问童庆炳:你讲文学理论,讲概念、下定义,你知道哪些概念和定义对创作是有用的?哪些是用处不大的?童庆炳摇了摇头。黄药眠说,你应该去写写小说、诗歌和散文,不论写得怎样,你都会有体验;这样,讲课时就知道哪些概念是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

  在黄药眠的鼓励下,1980年,童庆炳与夫人曾恬根据听来的故事,加上几十年的生活体验,写了第一部十万余字的中篇小说《生活之帆》,小说第一次印刷了七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黄药眠看了小说以后说:“你看,你写得很不错嘛,我觉得你是很有希望的。”

  此后,童庆炳发表了第二部小说《淡紫色的霞光》,2000年6月,他出版了散文随笔集《苦日子 甜日子》。

  既有创作体验,又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让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研究及教学上能够自由挥洒。1988年秋天,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从1989年春开始,童庆炳给这个班的学生开设了“创作美学”课程,每周四节,共十六次,即十六讲。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员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毅然、刘恪、李本深、徐星、萌娘、杜远、肖亦农、白冰、何首巫等。

  童庆炳对所讲的问题都力求做到既有根据,又有新见;既分析大作家的作品,也分析学生已发表的习作:如结合主要理论观点分析过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新兵连》、毕淑敏的中篇小说《昆仑殇》等。童庆炳在课堂上分析这些作品时,作家们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当然,逃课的情况偶尔也发生,比如莫言。不过,莫言十余年后回忆起来后悔不已,他说,“逃童老师的课是一个重大的遗憾。”莫言还记得当年童庆炳在讲授“形式情感和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举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作品中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十几年来莫言会经常回忆起这堂课,经常想起蒲宁的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我一直也弄不明白这堂课为什么让我如此难忘,直到近两年来,在我又一次进入一个创作的旺盛期后,才省悟到,童老师这堂课里,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小说秘诀,那就是:轻轻地说。”

  童庆炳终生奉行用生命教学、以生命育人的教育理念。他说过:“教师的生命是宝贵的。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用话语,还是用全部心灵,是用全部生命,是整个生命的投入。他的生命永远属于他的学生。”(吴子林)

(责编:田伟、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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