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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神秘身份之谜:并非江青前夫那么简单

2015年05月15日09:29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唐纳神秘身份之谜:并非江青前夫那么简单

  江青、唐纳等人在杭州六和塔下的合影

  2012年8月23日是唐纳先生的忌日―离他逝世,已经整整24周年了。

  “唐纳”这个名字,知悉的人应该不少。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去国多年、近乎匿迹的唐纳,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成了普通民众任意谈论和想象的人物。

  【曾经“为情轻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报章上出现了不少介绍唐纳其人的文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总括而言,这些文字中,除了曾与唐纳共事的几位老报人的回忆有些真材实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风捉影,辗转抄袭,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间一本号称以“纪实手法”写成的《唐纳浮沉录》,将其主要的人生经历几乎描绘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大都出自虚构。

  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唐纳的形象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离表面的真实也越来越远。唐纳生前对此习以为常,虽有怨愤也无可奈何。国内某家刊物曾发表一篇涉及唐纳1930年代婚事的文字,他看到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知是否我于二十余年来看过诸如此类的文章太多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惊奇。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让他乱抄乱袭去吧,我是不屑一理……这种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作家’我也见得多了,没有对他们重视的必要。”

  那么,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唐纳夫人陈润琼编选的《马季良(唐纳)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一段对著者的生平事略介绍:本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生于苏州,父亲马培甫时任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母亲费文英。两岁时过继给大伯马含荪为嗣,从小喜爱诗文。少时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苏州中学。从1930年开始,他以巨钰、瞿觉等笔名在《吴县日报》发表一些散文、短诗。“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联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与进步青年佘增涛(史枚)、项志逖(胡绳)、吴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经常议论国事,探讨救亡之道。1932年3月,因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破坏,马继宗亦遭当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马继良,后又用季良、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圣约翰大学。1933年,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常有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翌年秋,进华艺电影公司任编剧,为抗日影片《逃亡》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词,由聂耳作曲而广为流传。后又进电通影业公司任编剧、宣传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

  因唐纳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电通的导演看中,获邀在喜剧片《都市风光》中出演男主角李梦华。他虽是初登银幕,却演得相当出色。正是在电通拍摄《都市风光》时,唐纳与来自山东青岛、本名李云鹤的蓝苹结识并相恋,在不久后发生了耸动视听的婚恋风波,成为报刊花边新闻中的男、女主角。

  传记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对风波的前因后果记述甚详: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纳和蓝苹,与同为演员的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由导演郑君里主持,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证婚,一时传为佳话。5月底,蓝苹称到济南探视生病的母亲,竟一去不返,并来信表示断绝关系,如雷轰顶的唐纳6月下旬赶去济南,遍寻无着,绝望中在旅店吞火柴头自尽,幸被茶房发现送医及时抢救过来。其实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启威的蓝苹闻讯来到济南,在郑君里劝说下和唐纳回到上海。但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争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纳获知蓝苹竟插足导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跑到吴淞口跳入长江,幸被路人救了上来……

  但是,婚恋只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单从这个视角认识和评判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容易流于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蓝苹在到上海认识唐纳之前,经前男友俞启威引导和帮助,已于1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了中共;因为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团。踏入影剧界时,她绝对是一个左翼文艺女青年。1937年,她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放弃上海相对安逸的生活,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在上海为蓝苹舍妻弃子的导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一直从事左翼戏剧工作。蓝苹也好,章泯也好,尽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厌旧的记录,政治上却非碌碌之辈。与蓝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纳,其时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与后来改名“江青”的蓝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呢?

  【被忽视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回上海,他先任《时事新报》主笔,再任《文汇报》总编辑……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敢不敢接受。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唐纳三天两头来夏家,给史枚带来许多外面的消息。两人一起谈形势,谈救亡,谈文艺,谈着谈着,一篇评论就出来了。唐纳那时主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专刊,上面许多鼓吹国防电影、宣扬救亡图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间的产品。夏那时还只有旁听的资格。听着听着,再加上读了史枚推荐的不少进步书籍,也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写道:“1936年,他(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有可能当夏其言知道唐纳是“C.Y。”时,实际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依照中共组织部门以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抗战全面爆发的划线原则,唐纳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党,属于“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如果说演员、报人均为唐纳的职业身份,那么中共党员就是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当年向夏其言传输的革命理想那样,是救亡图存,解放劳苦大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可以说,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解开唐纳“人生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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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杰利、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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