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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之孙李宏塔:“红二代”称号没什么意思

2015年04月29日09:29    来源:广州日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李大钊之孙李宏塔:“红二代”称号没什么意思

  李宏塔

  祖父李大钊是引入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祖父要求严格身教胜于言传

  深对话 五四后人

  (一)

  开篇语

  近百年前,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这本革命杂志宣传“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青年》转而向中国青年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社会上起到了共产主义的启蒙作用。

  查阅《新青年》杂志的编者,我们发现了一个个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这些人的后人生活得如何?他们如何回忆祖辈?借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些名人之后,听他们追忆祖辈的故事。

  说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李大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后,惨遭张作霖杀害,当时年仅38岁。

  近日,记者在安徽合肥采访了李大钊之孙、全国政协委员李宏塔先生。他向记者追忆了祖父李大钊、父亲李葆华的人生经历,并就时下的反腐工作、青少年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5月,1965年参军,1969年退伍后来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目前,他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是共青团系统走出来的干部,对于青年工作,李宏塔一直非常关心,今年两会上,他还专门就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问题向全国政协提出了提案。

  李大钊谈“五四”

  这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近百年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李大钊在“五四”前就号召“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

  李大钊等人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运动和以工人为主力的群众斗争,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传单散发。

  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极高。他说,五四运动是排斥侵略主义,“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

  李家一直给世人以家风简朴的印象,父亲李葆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期间,从不坐公车上班,李宏塔去北京看望父亲,李葆华也从来不派车去接。李宏塔说,这一切源自李家从祖父李大钊开始的严格要求,李家人不会刻意教育孩子,但“身教”胜于“言传”。

  我的背景与当官没有关系

  在合肥市中心的省政协大楼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已经满头白发、穿着朴素的李宏塔。这间办公室陈设简单,只有几个大书柜,书柜的右侧,是一副装裱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副对联的落款是李大钊,但李宏塔说,这并非真迹,而是通过电子设备拓印上去的,字迹与李大钊的真迹一模一样。

  谈祖父

  他是引入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广州日报:对远去的祖父李大钊,你怎样看待和认识?

  李宏塔:对他的认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挺身而出,在北大宣传和号召青年如何实现中国解放。祖父是在日本接触的社会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觉得马克思主义为民族前进指明了方向。

  祖父所处的年代,很多进步学生都去日本、英国、法国等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包括陈独秀、孙中山,他们都是留学生,都在思考如何让中华民族脱离苦难。

  广州日报:你的父辈和长辈是怎样向你介绍祖父的?

  李宏塔:我父亲是领导,哪有时间跟我们聊天,开家庭会议,都是谈革命传统。家里还是注重身教重于言传。我和父亲的接触时间并不多,一句话,家里对孩子们就是要求严格。

  对于祖父,我主要是看一些党史书介绍、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了解的。家人中写我祖父回忆录的主要是我大姑。所以,我看的是我大姑写的回忆录。

  广州日报:你怎样看《新青年》这份刊物?

  李宏塔:李大钊一开始不是创刊人,《新青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的,后来到北京,李大钊成为主要撰稿人。这已在历史上成定论,在当时的中国宣传科学民主,宣传“德先生、赛先生”。在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它的影响力影响当时的中国青年。

  谈父亲

  民间给他编了很多故事

  广州日报:李大钊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爱民族的一个运动,还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你如何评价五四运动?

  李宏塔:这是中国觉悟的兴起,当时工人阶级也走上政治舞台,仅仅靠学生是不行的。当时在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合力,让当时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人民群众的胜利,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五四青年节明确了下来。

  广州日报:你怎样看“五四”青年节对现在的青年的意义?

  李宏塔:我自己做了十年青年工作,但我觉得现在对当年教育还不够。我在今年两会上就专门提了有关加强青年教育工作的提案。青年教育应该从小抓起。我们现在所讲的人民富裕、祖国复兴都要靠一代代的青年人完成。中国是科技大国,但不是科技原创大国。所以,应该鼓励青年科技创新、独立创新,把中国的好传统恢复过来,而不是复制技术后乞求人家去用。

  广州日报:你的父亲当领导时在民间有“李青天”的称呼?

  李宏塔:他在安徽工作一段时间后,当地人送给他的称号,还编了很多他的小故事。应该说,他的身上有他们那一代人好的传统,我父亲除了去中央开会有一身中山装,其他衣服都和普通人一样。

  所以,当时群众给他编的故事有鼻子有眼,比如说他化装成贫民到粮站去,发现粮站工作人员对交粮农民态度差,不按文件兑现,当场予以开除。实际上,这是编的故事,这些问题是他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的,然后再落实政策。他们那一代人,对问题都是通过深入调研,对干部批评教育,但不会让干部当众出洋相,这样的故事编了很多。

  广州日报:4月28日是李大钊先生忌日,你会去祭拜吗?

  李宏塔:我们父亲和母亲已去世,也葬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的家人,每年在清明节会祭奠爷爷,也会祭奠父母。从我的父亲和姑姑的名字“葆华”、“兴华”,就能看出祖父对中国实实在在的希望。因为我父亲出生时,辛亥革命还没发生,他希望能保卫中华。1919年我大姑出生,祖父希望她能振兴中华。实际上,祖父也把他自己的名字改了,他原来不叫李大钊。

  谈出生

  我不会去参加红二代聚会

  广州日报:你怎样看反腐?

  李宏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问题还是要从干部培养、选拔上抓,还有在他们成为干部之前的教育。如果一个人素质很好,基础奠定很实,就会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实事。如果基础工作没做好,又没有群众观念,又没有有效机制约束,人就容易变异。就像现在我们发动境外追缉贪官,虽然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防止贪官外逃呢?一逃就带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管理和出境环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很期待上层中央在这方面的果断措施,一方面要追,一方面要堵。虽然网上发了一百人的“红色追缉令”来震慑让贪官不要跑,另一方面还是要加强内部管理环节。出这么多事情是应该反思,就事论事都能得出很多经验。

  广州日报:听说你一直是骑自行车上班?

  李宏塔:我骑自行车一直骑到2004年,我55岁时,安徽省民政厅搬到城外,路程远了,车辆多了,才没骑。那时我已经把普通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自行车。

  广州日报:作为李大钊的孙子,这样的家庭出生对你仕途有帮助吗?

  李宏塔:没有,家庭根本不会想着帮你要官。我都是按正常程序。1978年,当时我还在合肥化工厂做技术员,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我才被选上做团市委副书记,从科级干部变成处级干部。我进入仕途后,前期提拔很快,后期很慢。1981年,我32岁就被提拔为副厅级,但到了17年后的1998年才转为正厅。所以,我当官,父母没有打招呼,我自己也没有找关系。尽管当时我的父亲在人民银行,但他不会为我们的事找省里帮忙。

  广州日报:社会上有人会认为你是“红二代”、“红三代”吗?

  李宏塔:现在中国就兴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本身划出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自己不警惕一点,他们就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些人的聚会,除了号召社会发扬党的好传统,其他没什么正面意义,确实没必要。

  红色后代的日常聚会常常有,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而且每个人的观点并不都一样。而我自己不会去参加这种聚会。(武威、王丹阳)

(责编:冯芸清、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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