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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为何突然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2015年04月10日09:18    来源:新华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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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为何突然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蒋介石发表演讲(资料图)

  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 原载《同舟共进》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国民党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制度。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

  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

  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令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

  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又组织起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为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进驻赣州,赣州商人和资本家纷纷向党代表倪弼诉苦告状。当时又出了赣州二女师事件,工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倪弼的政治态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陈赞贤和钟友千等人。后来陈赞贤被国民党右派军官枪杀在县政府。

  陈赞贤当然是烈士,现在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奇涵上将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进行加资减时斗争时,他不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失。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店员的工资也照样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胜任了。布店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群众联系广,随之而来的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到处做反革命的宣传,以至纠缠两个多月不能解决。要他到省委亲自解决,虽然到了,但省委也没有说服他。结果反革命分子蓄谋枪杀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听党的话,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

  陈赞贤被害的消息传来,江西和各省共产党和工会极为愤慨,纷纷开会通电,要求严惩凶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倪弼逃离部队,躲藏起来。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将倪撤职,以平息民愤。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假革命、真反共的实质。通过赣州事件和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斗争,蒋意识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他的反共决心已下,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

  其实,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在国民党内不是元老级人物,凭借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他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日益强大深感不安。在北伐开始之前,他就在广州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共产党。

  蒋在北伐军中进行大清洗,将共产党员干部统统驱逐。周恩来等人此时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在蒋的压力下,苏联顾问鲍罗廷软了,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共产党吃了大亏,但仍委曲求全。因为蒋毕竟还不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号称左派,与共产党关系尚好。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配合北伐,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

  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

  吴稚晖从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健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会,由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

  吴稚晖、蔡元培都是文人,他们的反共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蒋在上海频繁活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

  “四一二”:蒋介石开了杀戒

  其实,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

  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

  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刚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陈仲甫(陈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里另有想法,他手里没有军队,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对抗蒋介石,还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为了平息蒋对他的不满,汪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导致了他日后的下台。陈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的行为表示深为悔恨。

  其实汪精卫也不是坚定地要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听说此事后,立即找汪陈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激烈反对,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立场,激愤之余,对汪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

  当时的上海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代表黑社会势力的各种帮会渗入上海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众多。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他们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头和监工大多数都是青帮中人,他们掌握着对工人的招聘和解雇、监督和管理等权力,不加入青帮几乎不可能在工厂找到工作,还会在工厂受到排挤和欺负。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帮会,把帮会作为求职谋生的靠山。

  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帮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国民党。特别是蒋本人年轻时也有青帮背景,所以黄、杜、张等转为支持蒋介石。黄金荣刚开始怕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观望一下再说。但杜月笙认识到共产党当家,不会有他们的好处,因此力劝黄、张与蒋合作。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的立场对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进攻总工会之前,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黄、杜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曾经为掩护共产党人、通融租界关系方面提供过协助,共产党也注意与青帮搞好关系。杜月笙下请贴,请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汪没有疑心,乘小轿车按时到达。刚一进门,杜的打手一拥而上,将汪绑架。杜月笙连声关照:“不要做在家里。”打手们将汪寿华塞进另一辆车,开到沪西僻静处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带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

  周恩来获悉事变情况,立即赶到商务印书馆,与26军交涉,随即也被带到2师师部,与顾顺章一起被扣押。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2师师长斯烈同意将周和顾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和顾顺章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由青云路、东横滨路转至宝山路,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前面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

  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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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杰利、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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