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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民企被指打高科技牌子圈地搞房地产 一年赚30亿

2015年03月23日09:46    来源:经济参考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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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随着科研经费的快速增长,我国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多项重要科技指标大幅上升。但我国科研活动与经济发展在不少领域脱节,突出表现为科研投入分散、考核机制扭曲、研发层次低端、市场效率低下等方面,阻碍了创新驱动能力的提升。作为创新的“血液”,科研经费的流失与低效触目惊心,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创新的“血液”哪儿去了》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统计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科研投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达1.19万亿元,占全球研发投入比重达到11.7%,规模居世界前列。多家科技型企业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反映,随着科技经费快速大幅增长,科研管理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暴露无遗,一些政策缝隙被撕裂、政策漏洞被击穿,科技投入中途截流、跑冒滴漏普遍,甚至被套取挪用。

  部分企业打科技牌捞“快钱”

  政府为支持科技创新不遗余力,然而一种科技“掮客”出现在科技市场上,其手法是与企业合谋套取科研拨款,再收回扣。某些企业打着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园、产业园,其实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资源,搞房地产开发,获取土地增值暴利。

  “科技市场上最近出现了一种科技‘掮客’,与企业合谋套取科研拨款,再收回扣。”江苏一位企业董事长说,“我们公司的这几年发展较快,已占国内人造草坪市场45%份额,并出口到几十个国家,地方政府给予的支持很多,受到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不久前,有一个熟悉科技项目运作的人找上门来,表示能够争取到相关部门的科技项目经费,可达1000万元。如果企业愿意配合上报项目,等争取到经费后,双方各分500万元。我当场拒绝了这个要求。”

  “政府为支持科技创新不遗余力,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土地划拨等方面投入巨大,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创新机制灵活,特别受照顾。”云峰基金发起人、江苏五星控股董事长汪建国说,“我所知的一家大型民企,在全国圈地12宗,一年赚了30个亿。打着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园、产业园,其实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资源,搞房地产开发,获取土地增值暴利。科技创新需要坚守阵地,耐得住寂寞。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捞‘快钱’,没人愿意踏踏实实做事。政府对企业太照顾,有可能害了企业。”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某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已获得了国家科技经费20亿元,并拥有自己的上市公司,近日在某地级市圈地2800多亩,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一个科技园区。该园区计划打造一个集应用与服务、产业孵化、科技体验与休闲观光、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和技术外包服务等体系的综合园区。

  该项目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这个科技园土地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还规划了酒店以及住宅地产。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该科技园更像是一个大型综合房地产开发项目,俨然是一个新城镇的规模。“我们这种国家重点项目,省里不敢管,市里抢着要。挪用国家科研拨款搞房地产开发,尽管可能获利丰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是这种做法会分散许多精力,也是不符合资金使用规定的。”该企业内部人士说。

  企业本为主体反成傀儡

  “以企业为主体说了很多年,其实企业常常被当成炮架子利用。现在申请科研项目要求必须有企业参与,否则主管部门不批准,于是许多企业被拉进来做样子。”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主席、新松机器人总裁曲道奎说。

  曲道奎是留德博士,目前兼任一家研究机构博导,长期在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研发创新实践。他介绍说,“我经历过一些所谓的创新项目:项目申报环节,大学、科研院所早就谈好怎么分钱了;执行环节,没人监督,也没人真正搞创新;到了验收环节,找一帮专家,都是研究机构、大学教授熟悉的人,都是来分钱的。申报、执行、验收三个环节都有问题,很多钱就做了无用功。”

  “有的项目让企业进来,其实也就是借用企业的名义,分给企业一些钱,企业根本没有主导科研活动,创新工作也没有核心和主体。”曲道奎反思,“产学研”已经提了很多年,究竟谁是主导?这是最关键的。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很多企业自身没有研发能力,没有专家队伍,也不会组织研发,不知道哪个产品该创新,哪个技术有市场。于是,很多科研项目是以“学”为主导,但“学”又和产业离得太远,导致科研创新成果不能形成产品,没有市场推广性,不可能产业化。

  曲道奎认为,“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导,前提是企业必须具备主导的能力,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是民营小微企业,没有能力主导创新。有的大型生产制造国企,也没有创新能力;有的具备创新实力,但是老总又是行政任命,只想短期出成绩,没有长远打算,没有创新的动力。如果要强迫这些企业主导创新,会成为另一场灾难。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要增加多少经费、设置多少项目,而是要筛选出真正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避免经费再打水漂。”

  监管体系存漏洞

  有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出现了许多科研领域腐败案件,究其原因,是体制内管的太死,但没有管好。而科研经费一旦进入市场化的公司和企业,基本就没人管了,因而出现各种寻租现象。

  深圳华大基因是一家拥有4000多人研发团队、基因测序能力稳居世界第一的公司。该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从国有到民营的“脱胎换骨”,折射出国有科研机构深层次问题。

  华大基因总裁汪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1999年,他与几个研究人员为了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脱离国有科研机构创办了华大基因研究所。他们争取到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任务之后,自筹资金1500万元,并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3500万元支持,组织完成了基因组计划。2002年,一家研究机构决定以华大基因为基础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将华大基因核心骨干全部纳入中国科学院体系,由“体制外”回到“体制内”。2007年,研究所几十名科技人员再次放弃国有体制,二次创业。短短几年发展成我国生物技术领域领先团队。

  汪建表示,体制内一些机制严重制约了研究工作,两次脱离国有体制是“逼出来”的。

  首先,体制内缺乏决定“研究方向与任务”的权力。假如留在体制内,不可能集中4000人专门从事基因测序与分析工作。体制内研究所学科设置完善、齐全,资金分配也无法集中在一两项重点研究,造成许多研究工作没有科学和使用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国际前沿。体制内科研资金分配是分散的,华大基因不可能将8亿多元专门用于基因测序与分析工作,用近2亿元经费购买测序相关设备。

  其次,体制内对人力资源的调配权有限。目前,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俊不到40岁,累计在国外顶尖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远远超过了许多院士的论文数量。李英睿、徐讯等业务骨干均不到30岁,却发表了近40篇国际一流论文。高中肆业的赵柏闻,17岁时放弃高考进入了华大基因,如今作为主持人带领着一个由近10位外国教授、博士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研究工作。这些在体制内是不敢想象的。

  “企业要搞科技创新,一定不能按照主管部门制定的战略方向和资源配置方向为方向,因为这两方面常常与市场方向发生偏差,一步走错可能步步皆错。”汪建说。“近期出现了许多科研领域腐败案件,究其原因,是体制内管的太死,但没有管好。而科研经费一旦进入市场化的公司和企业,基本就没人管了,出现各种寻租现象。”

  (本版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邓华宁、俞俭、许祖华、赵孟卓、丁静、杨宁、吴晶晶采写)

(责编:陈霄、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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