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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港人“恋殖”情绪盲目偏见 是一种错觉

2015年01月28日09:1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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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香港备受困扰的民生问题为何难以解决?殖民统治时期的港英政府给香港留下了怎样的深层次矛盾?而现在部分港人存在什么偏见?本报记者访问了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郑赤琰教授。

  港英政府管治缺失

  郑赤琰认为,在许多方面,港英政府并未在殖民统治时期履行应尽的管治责任。

  他说,1967年香港大暴动,其真正原因并不是表面所看的左、右派相互斗争,而是港英政府后来亲口承认的“管治不当”。根据时任港督的调查,居民收入、教育、医疗和房屋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矛盾和缺陷,社会对立、民怨沸腾,“当时居民生活水深火热,暴动自然一触即发;如果大家都生活得很好,怎么会有人去回应暴动的提议呢”。

  而十年后的1977年廉政风暴,起因为香港警界相互勾结、勒索商户和受贿贪污等恶劣问题被揭露,其中有警察头目逃往国外,用其在香港贪污的钱在加拿大买下几幢大厦。郑赤琰感叹,“可见当时的港英政府这个大机器,已经腐烂到什么程度”。

  上世纪80、90年代刮起的香港移民风暴,在郑赤琰看来,也是港英政府管治失利的结果。他说,港英政府之前几十年没有好好管治香港,而在租界到期前的十几年里,这些民生难题根本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于是香港人只好纷纷移民。举例来说,当时新加坡政府给香港2.5万个家庭移民的名额,市民排队领取申请表格的队伍从金钟一路排到湾仔(约2公里)。郑赤琰形容,“十几年的移民潮,把香港的人才和资产都清空了”,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遗留矛盾难以根治

  郑赤琰认为,港英政府的败绩,全部留给了特区政府,这是造成今日管治困局、改革无力现状的原因之一。

  房屋问题是改善香港民生的重中之重。相比于人口密度更高于香港的新加坡,两地人民的居住水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郑赤琰在新加坡生活多年,对当地的公屋政策了如指掌。他说,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推行公屋政策,为市民提供租金低廉的住房;而后以“租金抵消房款”的形式将公屋低价出售给租户,惠及全国约80%的人口;至80、90年代,新加坡政府更拨款给每户4万新加坡元,供翻新、加固及拓展房屋面积之用。经过几十年政府的不断努力,现在新加坡的公屋全部坐落在最繁华、发达的中心区域,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最大保障,无论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合适的栖身之所。反观香港的房屋现状,公屋难求、“劏房”不绝、低收入人群“望楼兴叹”。郑赤琰说,这些本该由港英政府解决的问题,却拖了几十年一直留到现在。

  他又说,很多人以为“劏房”是回归后才出现的,其实早在港英政府管治时期已有了,那时甚至还有“劏床”,一张床由3个人轮班睡,条件之恶劣无法想象。

  而现在的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等问题,郑赤琰直言,是由于港英政府时期没有在普通打工人群中推行公积金政策,致使当下的老年人身无积蓄、无法养老等严峻事实。他说,香港的强制性公积金政策是在回归后才开始施行的,“九七”之前,只有政府公务员和大学教职员能享受公积金,其余人一概没有,“没有存款,穷人只会越来越穷”。

  “恋殖”情绪盲目偏见

  “‘恋殖’情绪说到底,是香港人的盲目和偏见。”郑赤琰分析说,自从香港开埠以来,中国经历了清末战乱、八国联军入侵、军阀统治,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各个时期不断有人逃难到香港。当时,殖民地是一个圈起来的地方,中国的内乱乱不到这里,他们自然觉得这里生活安稳。

  再加上,上世纪中国3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而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地位上升,香港人的优越感也“水涨船高”。对比改革开放后腾飞的内地,香港优势难以重现,所以有许多香港青壮年开始盲目片面地迷恋殖民地时期的辉煌。

  而现在香港的“80后”、“90后”之所以对殖民地怀有迷恋情绪,郑赤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所受的父母教育有关。他们的父辈有的逃难而来,经历过环境艰苦的中国内地和条件开放的香港,理所当然地将这块殖民地捧上了天。年轻人在耳濡目染下,也渐渐认同了这种偏见,甚至开始对特区政府和中国内地产生抵触情绪。

  郑赤琰说,很多人仍然以为现在的香港是英国人成功管治的结果,但这是一种“错觉”。直至今日,特区政府还在收拾英国殖民地时期留给香港的烂摊子,包括房屋、医疗卫生、个人储蓄、公共安全等各个方面。

  “现在特区政府乃至中央能做的,就是给予香港人‘感受得到的关怀’,从小处着手,从让人感觉得到的地方做起。”郑赤琰补充说,例如沪港通、或酌情补贴因人民币升值而收入受损的口岸商户等,都是可以慢慢消除香港人偏见的互惠政策。

  郑赤琰最后建议,“还有重要的一点,应把香港官方语言定为中文”,英文可作辅助,但绝不能优于中国人自身的语言,这是一个国家对国民最起码的要求。本报记者 陈然

(责编:田伟、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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