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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居民腰包:工资还没物价涨的多怎么消费

2015年01月09日11:54    来源:中国新闻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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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消费底气从哪来?(视窗·新常态 新消费①)

本报记者 成慧 王观 王浩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新常态下,发挥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尤为重要。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我国百姓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改观,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不多,收入增长较慢,扩大消费还有不少障碍。

增收入、鼓腰包,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有哪些期盼?从“模仿型排浪式”到“个性化多样化”,人们对扩大消费有哪些诉求?释放消费潜力,让老百姓放心花钱,需要哪些政策精准发力?从今日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新常态 新消费”,尝试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编者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个性化、多样化”的新阶段。推动这个转变的是中等收入群体,引领消费新常态的也是中等收入群体。北京青年白领方芳给自己算算账——

工资涨幅能否跑赢物价

岁末年初,方芳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她在北京某公司做财务,最近赶上年终决算和年初预算,忙得不可开交。

在国贸附近上班、每年10天带薪年假……在亲朋好友眼中,名牌大学毕业的方芳有一份体面的、令人羡慕的工作。但谈及工资收入,方芳却“满腹委屈”:“工作3年没有攒下几个钱,我是名副其实的‘年光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日益凸显。“可是,如果收入不增加,或者增加的收入还没物价涨得多,谈何拉动消费呢?”方芳说。

“3年来,工资虽然一直在涨,但相对来说增加得太慢了。”方芳仔细对比工资单,她的税前工资从5000元出头涨到6000多元,每年涨幅大概在5%左右。但由于工资基数小,5%的涨幅只有几百元,和公司高管10%—20%的涨幅相比,差距十足。“不夸张地说,公司中层每年的工资涨幅相当于我2个月工资。”

尽管2014年官方公布的CPI涨幅较前几年低一些,但方芳感觉生活压力依然不小。“工资涨得慢,物价却一直在涨,基本生活成本一直在增加,涨的那点工资也完全被涨的物价给‘消化’了。”

在方芳的记账小本上,有几项开销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房租1800元、餐饮开销1000元、交通费300元、通讯费100元。“这些固定支出已经花掉3000多元,每个月工资到手也就4000元,自己再怎么节省,也会有一些人情往来,比如参加婚礼、请朋友吃饭等,算下来,每月所剩无几。”

“工资用起来紧巴巴的,我感觉自己离政府文件里提的拉动消费还有好远,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是能省就省。”在工作中和数字打交道,生活中的方芳也是精打细算。“在中央商务区吃饭最让我头疼,高端餐饮多,大众消费少,楼下的盒饭套餐已经从十几元涨到二十几元了,但相比动辄几百元的大餐厅,也只能接受。商场里的衣服一直在涨价,打完5折还是觉得贵,平时都是去淘宝货比三家,能省一点是一点。”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我跟几个人合租住在东五环外的一个小房子里,每天早晨挤完公交挤地铁。”方芳说,最近地铁涨价之后,交通成本又提高了,每天往返要花10多元。“我已经开始考虑乘公交车上班了,虽然要倒一趟车,但每天节省几元钱,每个月算下来也能省一笔。”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个性化、多样化”的新阶段。推动这个转变的主力军是中等收入群体,引领未来消费市场新常态的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然而,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增收缓慢,又面临着买房、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生活负担,实现消费升级阻力不小。

方芳满怀期待:“新一年开始了,国家一直在倡导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希望物价涨得慢一些,工资涨得快一些。兜里有了钱,消费起来才有底气。”

新常态下,扩大消费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深圳务工农民李德栋掂了掂腰包——

打工收入为啥不够用

“经常听到新闻里说居民平均收入又增长不少,可为啥自己很难感受到变化?”35岁的李德栋,是深圳某床垫加工厂的一名布料裁剪技术工。2010年他从河北老家来到这个厂子,已经干了近5年。

5年来,李德栋的工资相当“稳定”:5年前每月工资3000多元,现在还是3000多元。可这份工资的含金量已完全不同:5年前,每月3000元的工资,在老家听起来是一个大数目,每次过年回家,都会“放开手”采购一大批年货;现在,3000元的工资,吸引力已经不大。“农忙时在老家的农业合作社做帮工,每天都能挣两三百元呢。”

“虽然生活在大城市,但日常消费方面跟城里人还有不小差距。”李德栋说,身边不少城里的朋友,每到周末就相约去看电影、下馆子,每年还能休假外出旅游,生活很精彩、很洒脱。“做梦都想过上和他们一样的日子。”

李德栋为什么不愿尝试这些消费?

肩挑养家重担,生活成本高。“大儿子到了结婚的年纪,置办起来需要不少钱。小女儿正在读高中,也是花钱的时候。妻子虽然在老家打工赚点钱,但大部分还是靠我的收入来维持家用。”李德栋说。

更重要的是还要为养老存钱。“现在年轻干得动,每个月能有稳定的收入。可将来哪天干不动了,工厂肯定也就不发钱了,衣食住行就只能靠手头上的存款。”李德栋说。

“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对生活也有新想法,最迫切的还是希望收入能再涨一涨。”李德栋说。收入提高了,才能和家人一起更好地在城里享受生活。

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高,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新增消费支出占新增收入的比例趋于下降。相比而言,低收入群体消费愿望较强。扩消费,需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新常态下,扩大消费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千方百计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李德栋看来,涨工资不能只靠企业主动,还要发挥工人的主动性。“新年又开始了,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提供更多职业培训,让进城务工人员掌握更多‘值钱’的技能,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避免涨工资成为空谈,这会来得更实在。”

新常态下,农村仍是扩大消费的“富矿”。撬动农村市场,关键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释放消费潜力,让农村消费活起来。四川眉山东坡区大定桥村村民何晓英盼了又盼——

农民手头何时更宽裕

何晓英是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大定桥村9组的村民。从2000年到2014年,何晓英的收入渠道发生了3次变化,收入水平却没有实现“三级跳”。

十几年前,何晓英在广州打工,后来又返乡务农。去年秋天,她瞅准机会,和村民成立了草莓合作社。“以前在城里打工的时候,每个月能挣4000元,现在成立了合作社,只有投入,还没有产出。”

“从城里返乡,正是看准了国家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政策利好,为了能有更多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何晓英说。

从统计数据看,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8527元,实际增长9.7%,不仅跑赢了CPI涨幅,更是跑赢了GDP增速。但在何晓英看来,增加收入的道路并没有那么顺畅。

何晓英说,农业生产见效慢,成立草莓合作社后一直在投入,申请贷款批不下来,启动资金全是找亲戚朋友借来的。合作社刚成立,何晓英就在农田水利设施上吃了大亏。本来在地里培育草莓苗,但是接连下雨,田里的水排不出去,最后100亩的苗只成活了30亩。“30亩的草莓即使都卖完了,也补不了70亩的损失。”何晓英叹着气说。

后来,合作社想发展新品种,又吃了对方的亏。“供应商在外地,要求先打款再发货。由于时间紧,我们只好把四处借来的7万多元汇给了对方。但收到草莓苗后,我们傻了眼,由于温度太高,一些苗已经死掉了。”

“生产投入一直大于收入,生活上也不敢追求什么消费,每个月想的都是租用工人的工资怎么办,借亲戚朋友的钱怎么还。”何晓英说,“去年最满意的消费是买了一个微波炉。平时忙起来顾不上做饭,现在用微波炉加热一下,感觉方便了不少。”

“收入比以前在城里打工时少了,但我心里感觉还是有奔头的。赶上了好政策,合作社经营得到政府支持,也许很快就能有收入进账了。”何晓英说。

新常态下,农村仍是扩大消费的“富矿”。作为消费市场的一片“蓝海”,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广阔,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潜力,可以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撬动农村市场,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

如今,电商在农村的“跑马圈地”已如火如荼,农村流通市场、消费市场也将呈现出更多新景象。展望新一年,何晓英说:“最希望草莓大棚的生产走上正轨。手头宽裕了,我才能舒舒坦坦地消费。”

(责编:刘卫东、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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