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川:百越先民繁衍生息

2010年06月22日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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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出土的文物。石锄源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说明这里曾有相当规模的原始部落活动,是岭南最早人类活动地之一。(资料图片)
龙川出土的文物。石锄源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说明这里曾有相当规模的原始部落活动,是岭南最早人类活动地之一。(资料图片)
  繁华广州中心,南越王墓。一个铃形铜挂钩、一个铜鼓静静地躺着。铃形铜挂钩是越人用来悬挂食物的器具,铜鼓是越人最独特的乐器。

  已经消失的越族文化,没有史料记载。但出土的众多实物,却让后人看到了他们曾经的生息场景。

  在先秦前,岭南地区是越人的聚集地,古龙川物华天宝,是岭南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这里,考古专家发现出土了一些与南越王墓类似的物品,说明越人的祖先早已在此繁衍生息。而更多的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先秦以前甚至更加久远的年代,古龙川大地就有人类在活动。正是有了早期的人类活动,才使古龙川成为岭南文化萌动的沃土,成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龙川是岭南最早人类活动地

  白垩纪以前,恐龙在古河源大地上漫步。

  1996年3月6日,河源首次发现恐龙蛋化石,在此后不到10年间,河源共抢救发掘恐龙蛋化石过万枚,还有恐龙骨骼化石、恐龙足迹化石,使河源成为世界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和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埋藏地。

  可以想象,距今6500万年以前,河源是恐龙的乐园。

  恐龙灭绝后,在古河源大地上,幸存的生物仍在继续生存、进化、演变。

  2000年7月,在距东源县城约60公里的上莞镇五石山东坡山腰处,考古专家发现了河源地区第二处的第四纪动物群化石。因山下有一座早年已毁废的明清时期的必寿寺,这个发现了古动物化石群的洞穴便被称作必寿洞。

  在必寿洞厅尽头的南壁发现有含动物化石的堆积里,考古专家发现了6目12种的动物种属,其中东方剑齿象、大熊猫洞穴亚种、最后斑鬣狗、华南巨貘、中国犀为灭绝种,其余都是现生种,其中有华南虎、野猪、水牛、犬、鹿等。

  “这一动物群化石,与马坝人动物群化石比较接近。”广东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研究员邱立诚说。

  在东江流域的灯塔一带及龙川县老隆,曾发现一些零星分布的砾石打制石器,其中二级阶地年代与必寿洞化石动物群的年代大致吻合。

  曲江马坝人,是被公认的广东最早的古人类。黄东、邱立诚撰文称,河源必寿洞化石动物群的年代可能与马坝人动物群相当或稍晚,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更新世早期。据2007年发表的马坝人化石地点测年报告,马坝人化石年龄有可能推前至距今23万年。这个年代数据与马坝人化石处于早期智人较早阶段的形态特征更相吻合,必寿洞动物群正好处在华南地区东西连接的链条上。

  2003年,粤赣高速公路延至连平大湖。省考古专家发现高栋遗址,此遗址为古人类在此烧制陶器的窑址。其文化内涵显示,相当于曲江马坝人(石硖遗址)第二期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

  同样是因为粤赣高速公路施工,考古专家在和平县城10公里处的鹅塘村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了三足盘、釜形鼎等夹砂陶器,与曲江马坝石硖墓地出土器物相同,属于石硖文化遗存。

  从这些深厚丰富的文化堆积中,考古专家认定,古河源大地上,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这里曾是具有相当规模的部落活动之所。

  显然,考古专家以更多实物向世人展示了古龙川是岭南最早的人类的活动区域之一。

  专家还进一步分析,后来在河源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箭头(镞)、石矛、石斧等,再次证明了河源大地上动物种群之多,先民们以狩猎为获取食物重要手段。

  “古龙川动物群丰富,保障了后来的古龙川先民的经济来源。”邱立诚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河源大地相信还会有更惊人的发现,来证明河源是岭南最早的人类活动地之一。

  烧陶建屋百越先民文明萌芽

  历经几千万年的沧海桑田后,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莽莽苍苍的古龙川大地上,一群古龙川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经过漫长的对自然界的初始的探索后,他们披上用纺轮、麻丝简单织成的布帛,寻找各种能吃饱肚子的食物。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将石块打制成所需的形状,他们做成了镞、矛(戈)、环、璜、锛、斧、凿、刀等,大部分是具有杀伤力的兵器,用来狩猎动物。

  狩猎到的动物要弄来吃掉,一时吃不完的,又必须用器物盛起来。为此,他们用火将一种陶土进行火烧,制作了一批陶器,有罐、壶(尊)、盆、钵、豆、釜等,以泥质陶为主,还有一些夹砂陶。光溜溜的陶器似乎不太好看,有时又太滑溜了拿不稳,烧制者就用工具在器表刻画花纹,大约有曲折纹、叶脉纹、菱格凸点纹、弦纹、夔纹、云雷纹、绳纹、方格纹、戳印纹等几何印纹及附加堆纹、镂孔等,他们经常将各种花纹组合起来,既漂亮又实用。做成一个有着漂亮花纹的陶器时,制作者也许将它端详许久,露出愉悦的笑容。先民们还在生产活动中发现了一种透明的温润莹洁的石头——玉,他们发现了它的美丽,将玉制成各种装饰品。

  当然,这时的先民已不再是“穴居氏”、“有巢氏”,而是有意地建造固定的房屋,他们有的住进了半地穴式房屋。举凡生物都有生老病死,先民们将死者放在长方形竖穴坑墓里,长度大致为1~2.5米、宽0.5米、深0.3米以上,还放了一些日常用品让死者享用,并对死者进行祭祀,留下了许多红烧土块和陶片。

  数千年后,这些古龙川先民的古墓葬被发现。这就是龙川登云荷树排新石器时代古墓群,共有17座。

  这个遗址的发掘,成了建国以来在龙川地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项目。

  遗址发掘领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邓宏文在《中国考古学年鉴》里对这一遗址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荷树排山文化层保存状况较好,除表土层外,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文化层分布范围宽广,堆积厚度大,包含物丰富;木眉山文化层保存状况较差,但地表采集较多先秦遗物。”

  荷树排遗址还出土了纺轮,证实那时的古龙川先民已经在生产简单的衣服了。《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衣裳,当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四五千年前,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龙川先民和居于轩辕(史学界公认轩辕在今河南新郑)的黄帝一样,披上了遮蔽身体并能保暖的衣服。

  “在龙川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有10多处,其中较重要的还有佗城塔西村坑子里遗址。”邱立诚介绍。坑子里遗址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发现的鸡形壶、细把豆(一种容器)、圈足罐等陶器,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战国都有,时间跨度很长。

  这种鸡形壶在粤东发现较多,除了在普宁后山遗址发现之外,粤东揭阳、五华、龙川、南澳、饶平、和平、连平、深圳也零星出土,华东上海、浙江地区也有发现。

  “从发掘出来的这些器物看,体现了古龙川与华东存在一种文化上的联系。”邱立诚说。

  连平大湖高栋遗址又是一个广东少见的遗址。专家介绍,就广东先秦历史而言,这一时期的遗址发现不多,尤其是以窑址遗存特征为典型的遗址更为少见,仅20世纪70年代在潮汕地区发现一处。他们认为,这个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广东先秦考古学、岭南地区文明形态、制陶手工业及岭南岭北文化交流传播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同样,在和平三角山遗址,陆续发现“米字纹陶类型”文化遗存。米字纹陶战国中晚期越国贵族使用器具。

  这些出土文物,反映了即使地处华夏边陲的岭南地区的河源大地,与岭北的吴越之地保持交往,间接地接触了中原文化,逐渐催生文化嫩芽,并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汲取多方养分茁壮成长。

  三省咽喉四州门户

  谭元亨是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2月23日,谭元亨来到龙川,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角度,对古龙川文化之谜进行了探究。

  近年来,为研究客家文化,谭元亨到江西、福建实地考察后认为,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东边也同样有一条,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联结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到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138个姓,48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2000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勾连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

  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可稳定已控制的大片南越地区,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

  翻开中国地图,位于粤东北的河源市,正处于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两极——珠三角和长三角连接的部位,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构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广赣高速、粤赣高速在这里交汇。

  打开谭其骧(1911-1992,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2222年前秦始皇设的南海郡中,只有龙川、博罗、四会三个县名,郡治在番禺。而龙川,是最北面的县份,毫无疑义,它承担了南北交通枢纽的作用。

  据《广东通志》载,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宵、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按,为粤闽赣)咽喉,四州门户”(嘉庆《龙川县志》),乃当时“水陆之要道”。

  复旦大学教授钱林书也认为,赵佗在龙川县西南的东江西岸筑城(今佗城)为治所,交通方便是最重要的因素,可利用东江水道直达南海郡县治番禺,也可以通往整个东江流域。

  2000年南北交通枢纽

  专家考证,古龙川是吴越人南下的通路。龙川以北,是“南越船舶最北的航运终点之一”。并进一步推测,如果吴人的军事力量曾经进入岭南的说法能够成立,则是由江西寻乌循寻乌水南下经龙川到东江的通路,显然更为便捷。

  汉代以降,龙川南北交通的枢纽的位置2000多年来未变。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明统志》说“湖汉水”水系状况时提道:“又二百五十里,至广东县界,为东江。谚曰:‘赣江九十九条河,却有一条通博罗’,谓此水也。”该谚语流行于江西安远,是东江源头地。

  唐末黄巢起义占据广州,镇海节度使高骈曾建议自大庾岭到广州击黄巢,北拒岭上以堵截黄巢,除使人“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外,特别令“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循州治所,便在龙川。宋末文天祥抗元在赣南失利后,即“收残兵奔循州,驻南岭”(事见《资治通鉴》、《新唐书》)。

  清代中叶,佗城占漕运、盐务、河务三大政要之利。《嘉庆重修一统志·惠州府》载,龙川“为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

  许名桥《揭开2000年岁月佗城的面纱》中评价道:“赣南、闽西、粤东、潮汕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极强的互补性,龙川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联接粤东、闽西、赣西的运输干线。龙川之路,曾直接影响和维系着整个客家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直到民国,老隆(龙川城关)也仍是交通枢纽,当年香港大营救中的文化名人,也大多经老隆转移到内地。老隆在这次历史文化事件中充当了文化转移的桥梁。

  直至今天,建市20周年的河源仍是粤东交通枢纽。

  正是古龙川具有良好的自然、人文地理条件,才成为先民生息、文化萌动的沃土,才成为孕育岭南文化的重要关节点,才最终成为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凌丽 胡剑廷)

(责编:梁秀梅(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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