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臨淄戰國釉陶罍。

山東前塚子頭遺址出土炭化粟。

浙江田螺山遺址出土飽水保存的菱角。 　　圖片均為郎劍鋒提供

　　一粒炭化的粟，在灰坑裡沉睡了幾千年。它黑黑的，普通得幾乎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正是這樣一粒不起眼的谷物，卻是我們理解中國古代經濟的開始。

　　在人們熟悉的歷史敘述中，古代經濟似乎沿著一條清晰的發展道路不斷前進——農業出現后，漁獵和採集逐漸退出﹔國家不斷壯大，家族的重要性隨之減弱﹔市場興起之后，貨幣和商業成為經濟活動的重要支撐。新的制度不斷出現，舊的制度不斷消失，社會因此一步步走向復雜。

　　然而，考古發現呈現出的歷史，遠比這種線性圖景豐富得多。

　　山東后李文化時期，先民主要依靠採集、狩獵等方式獲取動植物資源，到了北辛文化時期，粟黍農業逐漸成為重要生計。但人骨和動物骨骼的穩定同位素分析同時顯示，江河湖泊中的水生資源並未隨農業發展而退出人們的生活。浙江余姚田螺山遺址出土的大量菱角，也很難簡單理解為天然採集的結果。植物考古研究提示，當地居民很可能長期管理濕地，使菱角成為穩定的食物來源。長城地帶經歷農牧轉型時，農業、放牧、狩獵等不同生計方式也沒有彼此取代，而是隨著環境變化不斷調整組合。

　　古代經濟的演進，並非簡單的“新舊替代”。新的生產和組織方式不斷加入，原有方式仍持續發揮作用。對古人來說，多一種生計，就多一種應對風險的辦法。農業、漁獵、採集和放牧相伴共生，並不意味著經濟尚未成熟，恰恰反映出長期實踐形成的適應能力。

　　一粒粟由此引出了經濟考古學真正關心的問題。它關注的不只是古人生產了什麼，更希望了解人們如何配置資源，為什麼做出某種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如何影響整個社會。隨著社會規模擴大，資源配置也從維持日常生計，延伸到國家對原料、食物、勞動力和禮儀消費的調度。

　　進入二裡頭至商周時期，這種變化表現得格外清晰。銅、錫、鉛、綠鬆石等重要原料持續向政治中心匯集，經過規模龐大的手工業作坊，最終鑄造成禮器和兵器。與此同時，稻、羊、牛等重要食物資源也更多地流向政治中心，並集中用於貴族宴饗、祭祀和禮儀消費。資源流動的方向，不僅反映生產和供給，也參與了權力空間與社會等級的塑造。

　　但國家層面的資源整合，並沒有取代基層社會的經濟單元。西周青銅器銘文和考古材料表明，土地、牲畜、勞動力以及不少手工業生產，依然由家族組織管理。國家承擔關鍵資源的整合與調度，家族維系大量日常生產活動，兩者相互配合，共同支撐社會運行。

　　貨幣和市場的發展，也沒有沿著一條簡單的演化道路前行。

　　楚國黃金貨幣上的戳印，不僅反映重量和成色，也體現出政治權力提供的信用擔保。它提醒我們，貨幣未必只是市場交換的工具，也可能服務於支付、貢納、賞賜和財政管理。

　　河南鄭韓故城內的中行遺址，則把問題進一步引向市場。這裡存在規模較大的手工業生產和頻繁的物資流動，陶量和帶有墨書文字的牛肋骨等材料一度容易被理解為市場活動的証據。聚落考古研究卻表明，它們也可能反映官營作坊內部的物資配給、產品核算和行政管理。需要辨析的是，這些流動究竟依靠市場交易，還是依靠行政配置、機構管理等其他機制。市場識別，也是當前全球經濟考古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山東兩城鎮遺址的石料來源研究表明，龍山時期普通聚落之間可能存在“多級聚落交換的網絡模式”，不過這一解釋仍有待更多產地和流通証據驗証。它至少提醒我們，普通石料的遠距離流動，未必都由政治中心或少數精英直接組織。

　　7至17世紀陶瓷業的發展，從“分組模式”逐漸發展到“分工模式”佔據重要地位，其間還存在“共享窯區模式”的疊合與過渡。這些組織形態並非簡單替代，而是在不同地區和時期交錯發展，共同支撐了前工業社會規模龐大的陶瓷生產。

　　把這些材料聯系起來，一個重要特點逐漸顯現，古代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豐富。一個復雜的經濟體系，可以同時存在國家征收、家族經營、親屬互助、地方交換、市場貿易和遠距離流通等。不同組織方式承擔著不同功能，沒有任何一種機制能夠單獨支撐整個社會。

　　今天，考古調查、穩定同位素、動植物考古、元素分析、空間分析和統計方法，為經濟考古學提供了更加豐富的証據。房屋、墓葬和隨葬品不能直接等同於財富，卻可以幫助我們觀察財富差異的長期變化。如何利用這些材料開展更嚴格的量化比較，正成為值得推進的方向。學界已經嘗試借助房屋面積、墓葬規模等指標計算基尼系數，以分析不同時期和地區的財富不平等。社會復原力同樣成為新的研究重點。生計組合、資源儲備和交換網絡，都會影響一個社會面對災害時的表現﹔但討論復原力，並不能隻看一個社會是否恢復，還要追問恢復的代價由誰承擔。

　　中國擁有延續時間長、材料豐富的農業文明、早期國家和手工業體系，為理解前工業社會提供了獨特的觀察窗口。這些材料不僅能夠深化我們對中國古代經濟的認識，也可以檢驗國家財政、貨幣信用、市場形成、財富不平等和社會復原力等理論在哪些條件下成立，進而推動相關理論的修正與完善。現有許多通用解釋主要建立在地中海、美洲等區域的案例之上，中國材料提供的不同歷史經驗，能夠拓展我們理解前工業經濟的范圍。

　　經濟考古學讓我們看到，古代經濟並非現代經濟的簡單前身，而是由多種機制共同構成的復雜體系。從這些細微而真實的物質遺存出發，我們正在重新理解古代經濟，不斷豐富對人類社會運行規律的認識。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文化遺產研究院））

　　《 人民日報 》（ 2026年08月15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