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日軍全城搜捕抗日文化人士。生死關頭，大批在港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突然“神秘”失蹤，幾個月后竟奇跡般安然出現在抗日大后方。

“這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1942年，作家茅盾這樣評價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歷史。

“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度過了歷史上最黑暗的聖誕節。”在深圳市東江縱隊紀念館館長李燕輝講述中，時光回撥到84年前，掀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序幕。

皖南事變后，知識分子在國統區遭受壓制，香港成為他們的避難所。但日軍佔領后，試圖利用他們宣傳“大東亞共榮圈”，許多人被要求到日軍司令部報到，生存受到極大威脅。

當時聚居於此的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數百位文化界人士，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脊梁，更是日偽勢力急於控制的重點目標，他們的安危，關系著國家文化的存續。

在香港淪陷當天，中共中央南方局就迅速發來急電指示：不惜一切代價，全力營救！周恩來部署，指令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政委尹林平等，火速展開營救行動。一場跨越水陸、分路突圍的大營救悄然啟動。

陸路上，游擊隊員護送鄒韜奮、茅盾夫婦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作“難民”，歷經艱險，從香港撤離到游擊隊駐地白石龍村﹔水路上，小船悄悄駛向汕尾、澳門，何香凝、柳亞子等年長者由此脫險﹔西線經澳門轉內地，夏衍、蔡楚生等被日軍點名通緝者成功撤離。

營救過程難免艱險，廣東省委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譜講述了一個“小插曲”：“何香凝那組人坐船赴汕尾時，因海上無風滯留多日，斷水斷糧之際，恰遇海上游擊隊巡邏，終得以獲救。”

1942年夏末，300多位文化名人全部脫險。鄒韜奮在白石龍題寫“保衛祖國，為民先鋒”。他激動地表示：“這次轉移讓我們意識到沒有人民的槍杆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杆子，兩者結合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掃出國門之外！”

“這些文化名人脫險后，繼續以筆為槍，創作了大量抗戰作品，為民族救亡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后來成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副館長唐琳說，“他們留下的《脫險雜記》、漫畫、題詞等，都是珍貴的紅色資源。”

這段歷史至今仍在粵港澳大灣區產生深遠回響。李燕輝表示：“去年有7000多名香港學生來到深圳市東江縱隊紀念館參觀。我們與香港海防博物館、西貢抗日紀念碑管理機構都保持著密切合作。”

魏法譜認為：“大營救是粵港澳同聲同氣、共御外侮的生動體現。挖掘這段歷史，對增強大灣區青少年的愛國情懷具有重要意義。”

80多年過去，香江潮涌，初心不忘。這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不僅保存了中華文化的火種，更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危難時刻的使命擔當。今日回望，仍讓人心潮澎湃，感佩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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