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生來就是醫者。護佑生命、救死扶傷的他們，從何時開始決定為醫學奮斗一生？行醫越久，留下的遺憾也就越多，他們是如何從遺憾中獲取力量，更好地護佑生命？

8月19日是第五個中國醫師節，記者採訪了6位來自不同醫院、不同科室的臨床醫生，尋找他們醫者生涯中的“決定性瞬間”。

羅頌平：“生命比生育更重要”

“你已經有一個孩子了，生命比生育更重要，你不能為了生孩子放棄你自己的生命。”在診室裡，全國名中醫、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婦兒中心教授羅頌平用上了少有的嚴肅語氣。對面是一位確診子宮內膜癌的女患者，還不到30歲，醫生建議她切除子宮，她卻希望保留子宮生下二胎。

羅頌平常接診這樣的棘手患者。作為全國知名的中醫婦科專家，疑難雜症病人都是帶著最后一線希望找到她。在她的幫助下，生命的驚喜也時常降臨。

有一位卵巢已經不“工作”的病人仍想懷孕，羅頌平沒有信心，隻能建議她吃藥試試，再搭配膏方、針灸。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一年后病人能排卵了，最終自然受孕，羅頌平全程為她保駕護航，並在2年后又助她懷上二胎。

但從醫越久，她覺得遺憾越多：“醫生不是萬能的，我不是總能幫助她們完成願望。”羅頌平所指，就包括不少“拼了命”也要生孩子的女性，她表示：“我多希望她們在遇到生存和生育的兩難時，能為自己多考慮一些，更加愛護自己。”

張世忠：“一定要讓患者理解治療方案”

“我爸爸是很倔強的一個人，他覺得醫生故意把病情往重了說，就沒有遵醫囑治療，也沒有跟我說這個事。”提起往事，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主任張世忠眼裡還是有藏不住的遺憾。2006年，哈爾濱當地醫生診斷張世忠父親的左側頸總動脈狹窄嚴重，但沒有進行手術介入。

張世忠說，后來父親突然出現腦部缺血梗塞，從一個能說善寫會畫的高級工程師，變成失語、失讀、失寫，右側肢體偏癱的人，至今已十余年。

“如果醫生能跟爸爸好好溝通，結果可能好很多。”這成為張世忠行醫生涯中的一根刺，刺向當年，也刺向自己。從此，他習慣把微信或電話號碼留給患者，方便他們直接詢問﹔在門診，他常常連畫圖帶比劃，一定要讓患者理解治療方案。

帕金森患者多半脆弱、固執，一名患者的兒子給張世忠寫信，說自己的父親“對什麼事情都不滿意，隻有張主任能讓他接受手術方案”。張世忠讀著信，難以抑制地想起父親。

蔣寧一：“多做一些事、多幫一些人”

“1973年，剛讀完高中的我回到生產大隊，當了一名‘赤腳醫生’。”回想最初行醫的日子，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核醫學科教授、中山大學附屬第七醫院核醫學科帶頭人蔣寧一仍記憶猶新。

他上過赤腳醫生培訓班，給幾個醫生師父背過藥箱，消毒、注射不在話下，採藥、抓藥、針灸、推拿也學了一些，但並不“包治百病”。生產隊裡有一個老農民，右邊小腿脛骨附近有一個傷口，一直潰爛，深的地方能見到骨頭，長年累月治不好。蔣寧一幫他消毒、敷草藥，傷口有一定的好轉，但始終沒有愈合。

“按現代醫學的觀點，那種傷口是要植皮的。”蔣寧一回憶，沒過幾年老農民就去世了，走的時候還帶著那個傷口，“村民們的痛苦，我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但力不從心，覺得自己這個赤腳醫生沒當好，就很想去讀書，想提高醫術”。

在蔣寧一當赤腳醫生的第5年，1977年，高考恢復了。他馬上報名參加復習班，高考成功后被蘇州醫學院放射醫學專業錄取，一步步走上研究核醫學的道路。

今年蔣寧一已經67歲了，還是有點“停不下來”：當學科帶頭人，寫書，用核醫學治療疤痕、治療因甲亢導致的眼球突出……他說，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多做一些事、多幫一些人。

想要成為更好的醫生，這份熱愛驅使無數醫者前行。

趙一凡：“幫助患者認識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是醫者的使命”

在生與死的邊緣工作久了，總有一些鮮活的病例，能讓醫生們刷新自己的生命觀。

“2013年，我在阿富汗昆都士省做了66天的戰地醫生。”廣州和睦家醫院醫療總監、麻醉科醫生趙一凡回憶，赴伊拉克前，他在國內一家三甲醫院工作，日常主要在手術室內做麻醉﹔但在阿富汗，麻醉醫生要在急診裡搶救危重患者。

他記得很清楚，一個9歲左右女孩的腹部被子彈擊中，腸道被打穿，被家人裹在一張紅色的毛毯裡，流著血奄奄一息。趙一凡和同事們把庫存的最后一條中心靜脈導管都用上了，團隊一起努力了整整兩個星期，還是沒能救回她。

這段經歷成為他職業生涯的轉折點。回到國內，趙一凡開始在日常工作之余參與對重症患者的探訪和關懷。

有一個腫瘤惡性程度很高的46歲膽管癌患者，擔心3個孩子和80多歲的母親承受不住，一直不敢直面現實。趙一凡建議他停掉已不能獲益的化療，幫助他管理好癌痛，充分肯定他對家庭的付出。

“后來他終於鼓起勇氣向母親袒露自己的病情，把想對孩子說的話用手機錄下來，還坦然地向太太表達愛和感謝。”趙一凡說，“幫助患者從生命的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幫助他們認識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是醫者的使命。參與臨終關懷也讓我更懂得珍惜身邊的人、做有意義的事情。”

李淑華：“患者不會按照書本來生病”

醫者的職業生涯裡，難免有遺憾如影隨形。在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兒內科門診主任、發熱門診主任李淑華的記憶裡也有這樣一根難以忘懷的刺。

大學剛畢業的她在一家醫院的兒科當住院醫師，一個不到兩歲的小孩因發燒3天來看病，李淑華發現他的嘴唇呈現出一種不自然的鮮艷顏色。

“我提出孩子會不會是川崎病。但上級醫生認為，孩子眼睛沒有紅，嘴唇雖紅但沒有出現皸裂，與川崎病的診斷標准不符。”李淑華回憶，她的意見被否定了，患兒還是接受了抗感染治療，2天后因效果不好，家長帶患兒去了其他醫院，最后確診了川崎病，針對性治療后很快痊愈。

20年來，這件事常在李淑華心裡敲響警鐘：“其實也不能說我的上級醫生就錯了，因為川崎病往往要持續高熱5天后才能確診，當時才是第3天。我由此也學到了重要的一課：面對疾病時，應該時刻保持謙卑。醫生一定不能隻對照書本來看病，因為患者不會按照書本來生病。”

黃勁鬆：“心臟移植的刀很重，刀下有三條人命”

54歲的伍麗（化名）是華南地區首例國產超輕人工心臟臨床試驗入組患者。一個成人拇指頭大小的“泵”，替代了她的心臟泵血功能。術后，原本心衰終末期的她，可以重新大口呼吸，重新自己行走。為她主刀手術的廣東省人民醫院心外科副主任黃勁鬆，多年來長期奮戰在心臟移植一線。他常說“心臟移植的刀很重，刀下有三條人命”，一是心衰病人的命，二是供體心臟捐獻者的命，三是同樣在排隊等待心臟的另一位病人的命。

拿穩這把沉重的手術刀，黃勁鬆花了很多年。“打個比方，你要代表學校參加一場球賽，肯定不是現在才開始訓練的，而是對這件事已經熱愛了很多年，經過充分的學習、有了一定的能力，才會最終走上賽場。”他說，“我們心臟外科醫生，最開始都是從體外循環這樣的生命支持技術開始，再慢慢去觸碰那個生與死的開關。”

在世界范圍內，像伍麗這樣長期攜帶人工心臟生存的患者越來越多，最長的已存活十余年。但在我國，這類實踐仍在起步階段。

“有的病人放過多次支架，到最后心肌都纖維化了，怎麼辦？心臟移植、人工輔助心臟等新技術為他們帶來了希望。”黃勁鬆說，基於臨床需求，醫院、科室也會組織技術力量，一步步往深處難處攻堅，“作為醫生，如果把個人的職業生涯和團隊的發展方向結合在一起，就有機會充分發揮才能，讓自己和團隊都變得更好，最終讓患者受益。”

南方日報記者 鐘哲 黃錦輝 朱曉楓

見習記者 陳嶸偉 實習生 吳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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