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開枝: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能關起門來搞

人民網記者 呂紹剛 羅艾樺 姜曉丹 証券時報記者 孫森林 見習記者 王明弘

2018年12月27日08:27  來源:人民網-廣東頻道
 

陳開枝接受採訪。  胡葦杭 攝

  陳開枝,出生於1940年,廣東雲浮人。曾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廣州市政協黨組書記、主席。

  他是小平1992年南方視察時的“首席接待官”,是全國“扶貧狀元”,是廣州的“平民市長”,也是一個有“故事”的老人。

  2018年12月18日,我們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採訪了這位全程見証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老人。

  經濟特區這個名字,是改革的反對派送來的

  記者:改革開放之初,廣東是怎樣的情況?廣東成為改革開放先行之地,背后有哪些故事?

  陳開枝:你別看廣東現在是經濟大省,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國隻能排在20多位,屬於中下水平。廣東1978年的生產總值隻有185.85億元,財政收入隻有39.5億元。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隻有412元,農民人均收入更隻有193元。

  廣東省當時經濟狀況為什麼那麼差呢?解放以后廣東就成了國防前線,第一個“五年計劃”156個項目,廣東隻有一個茂名石化項目。沒有工業,經濟就沒辦法發展。

  農業基礎也薄弱。廣東山多地少,全省基本上是“七山一水兩分田”,有些地方還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要發展農業也沒有土地,缺少農業收入,財政又很困難,除去開銷還要上繳中央,整個經濟就非常“緊巴”。

  改革之前,中國有7億多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如今7億多人已經脫貧,產生了幾億的中產階級,貧困人口降至3000多萬。2017年,廣東的GDP接近9萬億元,財政收入1.13萬億元,農民人均收入達到15780元。

  這40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完全得益於40年來我們黨的改革開放的路線。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但是,轉變的過程非常復雜,很不容易,三中全會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但是怎麼建設經濟的問題沒有解決。從哪些具體的地方著手呢?

  有人形容閉關鎖國是把鳥關進籠子裡,同時把腳和翅膀綁起來,后來三中全會把腳和翅膀解開了,但是鳥籠沒打開,隻能在籠子裡面飛。有一種形象的說法叫作鳥籠經濟,鳥籠經濟就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鄧小平希望把籠子打開,讓鳥飛出去,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思維。

  1978年,習仲勛來廣東時發現,廣東的困難情況超出他的預料,政策搞得很糟糕,經濟上非常困難。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發言說,廣東經濟發展這麼困難,主要的問題是沒有權,中央必須給一點權力才行。他的發言引起了小平同志的注意,小平同志要打開籠子讓鳥飛出去,就是要搞市場經濟,習仲勛的想法正好符合他的思路。聽完匯報之后,小平同志就跟習仲勛講,過去陝甘寧邊區不就是一個特區嗎?你不是陝甘寧邊區特委代理書記嗎?當時中央沒有錢,不是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嗎?

  有了小平同志的支持,設立特區像突破防線一樣算是通過了,但是取什麼名字呢,廣東的同志很犯難,想了很久也沒想好。這時候,從北京傳來了反對的聲音,“他們不懂,陝甘寧邊區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這個稱呼,反倒給廣東啟發了思路,就叫經濟特區。所以,經濟特區這個名字,是改革的反對派送來的。

  1980年8月26日,在習仲勛主持下,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了。

  小平同志連喊三遍:“你們要搞快一點!”

  記者:小平有過兩次南方視察,在1992年時,您參加過接待工作,當時小平給了廣東什麼指示,對廣東的改革開放有什麼推動作用?

  陳開枝:圍繞推動改革開放,小平同志有兩次南方視察,1984年第一次,1992年第二次。第一次南方視察,小平同志是非常慎重的,從廣州到深圳、珠海,隻聽隻看,什麼態度都不表。

  在廣州車站作短暫停留時,小平對廣東省負責人說:“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中央的決定,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但是看完之后他就知道,改革開放的決策沒有錯。

  小平同志第一次南方視察回北京后,中央決定將沿海的14個城市都對外開放。

  但是后來,由於某些事件,又出現了反對改革開放的聲音。1991年,小平同志觀察了一年,感覺到改革開放的航船搖搖擺擺,有被顛覆的危險。於是他深思熟慮,感到如果不拿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把這個局面改變過來,中國改革開放有非常大的危險,於是他決定站出來講話,而且隻能到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去。

  這次行程,省委讓我來擬行程計劃。討論的時候,有的同志認為小平同志是來休息的,主張按休息的思路來安排接待。但是我不這麼認為,我斷定老人家這次出來肯定不是休息這麼簡單,而是有更重要的戰略部署。有的同志說,電報寫明是來休息的啊,中央辦公廳都沒派人來,也沒有記者,就他一家人來,怎麼可能是戰略部署呢?

  但是,我始終堅持小平同志這次來廣東一定非同尋常。從經驗上來講,他習慣到上海過春節,但這次卻舍近求遠來廣東,難道就因為廣東比上海暖和?況且,老人家從來就沒有真正休息過。

  這時,負責小平同志行程的一個3人小組來到廣州,他們強調小平同志是來休息的,既要讓他看看最新的改革開放成就,也不能讓他太勞累。所以行程最好定為“深圳——珠海——深圳——上海”。我還是覺得,他老人家年紀大了,以后可能不會再輕易出門了,這次一定要讓他多看看,多了解些信息。所以我提出了“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廣州——上海”的方案,我還特別強調,從深圳到珠海,要走海上路線。方案行不行,報上去以后,我心裡也沒底,不過最后,鄧辦和省委批准了我這個大膽的方案。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時,我和廣東省、深圳市的有關領導在深圳火車站等來了小平同志。按行程表上的安排,上午先休息,下午再參觀。誰知剛到入住地方沒多久,9點40分左右,小平就要求馬上出去看看。

  我說,考慮到您年齡比較大,又經過兩夜一天的火車勞累,您先休息下,車還沒准備好。

  他說,“你不知道啊,我坐不住啊”。我當時就想,老人家又不管具體的事,為什麼坐不住啊?可見這些年,他老人家聽到的對辦特區的非議和雜音太多了,他迫切想出去看看特區辦得怎麼樣。也証明了我的判斷,他老人家不是來“休息”的。

  在瀏覽深圳市容時,看到平坦齊整、四通八達的馬路和高樓大廈時,小平同志高興地說,“八年過去了,這次來看,深圳特區發展得這麼快,我沒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在國貿大廈,李灝向小平同志匯報深圳發展情況。小平聽后很高興,對深圳市的成績非常滿意,他說:“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他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是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聽到小平講出“三個有利於”,在場的同志無不精神振奮,深感鼓舞。

  講著講著,他老人家激動地舉起右手,加重語氣說:“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隻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番話是老人家到達深圳以后的第一次有系統、有重點的談話。我認為也是他老人家整個南方談話中最重要的一次。

  在蛇口碼頭坐船去珠海,深圳市的領導在岸上送別,小平同志走進船艙后又重新走了出去,對著深圳市的領導大喊:“你們要搞快一點!你們要搞快一點!你們要搞快一點!”連續喊了三遍。

  與習近平總書記在蓮花山握手

  記者: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您和總書記在深圳蓮花山有一次握手,可否回憶一下當時是什麼情形?

  陳開枝:2012年12月3日,我接到廣東省委副秘書長於敏同志的電話:“近日有中央領導要來,請您近期不要離開廣東。”

  當時我有點詫異,作為一個離開原工作崗位已久的老同志,誰會指名道姓要見我呢?

  很快我便接到通知,習近平總書記要來廣東。

  7日下午,在深圳洲際酒店我見到了前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吃晚飯時,又接到了前佛山市委副書記歐廣源的電話,說他也要來與我們會合。梁廣大開玩笑說:“當年陪小平同志南方視察的老同志來了三個,李灝怎麼還不來呢?”第二天一大早,李灝果然來了。

  習近平總書記來蓮花山向小平同志塑像敬獻花籃的時候,把我們幾個老同志安排在第一排,其他人全都站在后面。

  獻完花后,總書記跟我們幾個進行了簡要的交談。他拉著我的手說,老秘書長(他一直這麼稱呼我),你為改革開放作出重大貢獻,退下來發揮余熱,扶貧工作搞得卓有成效。現在,我們的改革處在深水區,有很多硬骨頭要啃。

  黨的十八大之前,習近平總書記就看到了這個情況。黨的十八大之后,他認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舉措還是要靠改革開放。所以他在上任后的第21天,第一次視察就到廣東來,重走改革路。他提出了“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這次習近平總書記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第二次來廣東視察,就是在告訴世人,改革開放是改變中國命運,真正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舉措。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就更不可能有美好的明天。

  搞好教育,才能從根子上脫貧

  記者:您做了這麼多年的扶貧工作,從您的經驗來講,脫貧攻堅工作應該重點在哪些方面著力?

  陳開枝:現在我們的精准扶貧、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和金融扶貧等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從整個脫貧攻堅的大局來講,重點是要解決貧困的代際傳遞,不要讓貧困一代代傳下去,要解決貧困的代際傳遞問題就一定要解決教育問題。

  以前,廣東省有位領導來問我,他籌集了6萬元,給對口貧困戶辦個養豬場如何?

  我當時了解情況后知道對方家裡有兩個小孩,分別在讀初中和小學,老大成績一般,老二成績還不錯,我就建議他資助老大去讀一個好的職業中學,很快就可以學習到專業技能出來工作,同時資助老二讀好的初中、高中和大學,這樣就可以把“窮根”挖掉。現在,他們確實實實在在地脫貧了。

  純粹以輸血的方式,拿著米去救濟,是解決不了長遠問題的。解決了上一代,還有下一代。但是如果讓孩子有了知識有了文化,就不一樣了,他就會出去找工作,就會把“窮根”徹底斬斷。沒文化就沒辦法走出大山。

  1996年7月,廣州市委決定由我負責對口幫扶百色的工作。當時我去百色看到:哇!有這麼多的失學兒童。

  從1998年開始到2005年這段時間裡,我發動海內外愛心人士捐了差不多3億元,新建、改建的中學、小學和幼兒園有242所。

  台灣的王文洋先生到廣州說要請我吃飯,我說飯就不吃了,給我打個包吧,移民開發區建學校差50萬元呢。他一聽,就很高興地捐了50萬元。

  1998年11月的時候,我收到平果縣鄧紅霞的一封信,她是當年小平同志以一個老共產黨員名義資助的25個百色孩子之一。老人家過世后,鄧紅霞就擔心鄧爺爺不在了,以后沒辦法讀書。我回復她說,我一定會繼承鄧爺爺的遺志幫助你上學,后來一直資助到她大學畢業。這些年來,我收到全國各地受資助學生的信件有5000多封。

  近年來,我開始考慮建立一個扶貧工作的長效機制,倡議更多社會力量幫助百色地區無學可上的孩子,在2012年建立了百色教育基金會,籌了1.8億元多,幫助了35000多個貧困的孩子。

  我的想法是,要充分用好我的工作平台和社會影響力,去專攻扶智工作,解決百色教育落后的狀況。讓貧困不傳遞下一個代際,這樣才能夠真正地從根上把貧窮拔掉。

  我在1996年11月28日第一次到百色,當時的目標是來50次、100次。到2017年8月,我提前實現了100次到百色的諾言。

  去年12月到現在,我又去了百色5次,總共105次。我老伴說,陳開枝101次去百色不要叫101次,是第二個100次再出發。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應做好四個方面工作

  記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廣東發展的第二次機會,您認為,廣東需要從哪些方面發力?

  陳開枝:世界上好幾個大灣區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包括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等。

  我們的灣區需要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粵港澳大灣區有個特點是一國兩制,不同制度之下實現觀念的統一需要一個過程,對此要有長期的思想准備。一定要做好輿論宣傳工作,在思想認識上統一,有了統一的認識,才能做成事。

  第二,規劃工作一定要統籌好,均衡內地、香港和澳門之間的發展問題,不然規劃不統一,利益沒協調好,就容易形成矛盾。

  第三,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還應考慮到如何影響台灣,讓台灣的老百姓感到灣區建設能帶來更大的經濟發展、更大的幸福,而不是威脅,對台灣的回歸產生輻射作用。

  第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能關起門來搞,必須開放。把灣區建設與“一帶一路”相結合起來,一邊走出去,一邊引進來。我認為這幾方面都處理好了,我們的灣區就會建設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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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陳育柱、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