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法與民習:清代的田產買賣與“先盡親鄰”

2018年09月10日14:14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官法與民習:清代的田產買賣與“先盡親鄰”

  田產買賣契約 資料圖片

  田產買賣契約 資料圖片

  【爭鳴與商榷】

  中國古代田產買賣有“先盡親鄰”之說,宋元律例有明確規定,法學界稱之為親鄰“先買權”。學術界已分別從歷史、法學的立場,對其起源、內涵、意義等諸多方面予以關注,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恕不盡舉。具體到清代而言,或以為“先盡親鄰”對土地自由買賣有限制作用,雍正朝已被廢除或遭禁止,或認為其流行依舊。清代是否廢除親鄰“先買權”,又是如何廢除的?在實際社會生活之中,“先盡親鄰”在清代以至民國的境況究竟如何,似仍有深究細說的余地。

  1.田文鏡與清代田產買賣中的“先盡親鄰”

  討論清代的“先盡親鄰”問題,一個無可忽視的前提是,明清沒有像宋元那樣明確地規定田產買賣要“先盡親鄰”,換言之,在法律或制度層面上,“先盡親鄰”並無依據,只是在民間習慣層面上表達與流行。正如明人鄧球所雲:“今國家民間典賣田宅,券有盡問四鄰房親人等語,然亦自民間為之,非由朝廷之旨也。”(《閑適劇談》卷二《志英論》)

  有關研究論及清代廢除或禁止親鄰先買權,主要論據是《大清律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等所載條例:“倘已經賣絕,契載確鑿,復行告找告贖,及執產動歸原、先盡親鄰之說借端掯勒,希圖短價者,俱照不應重律治罪。”(《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五五,《大清律例》卷九《戶律田宅·典賣田宅》)雖然該條例幾為研究者所必引,卻少見追索其來龍去脈,為什麼在法律和制度上沒有“先盡親鄰”規定,卻突然議定直接相關的禁例?而且引用者較多的關注在“先盡親鄰”,於“產動歸原”則有不同程度的忽視。更有甚者將例文中的“找贖”與“借端掯勒、希圖短價”視為同一議題,混為一談。

  其實,相關問題早在清代已有披露,薛允升《讀例存疑》指出,此條例系雍正八年(1730年)戶部議覆侍郎王朝恩條奏定例,但同時提出多處疑問,正是本文要深入考究的問題。薛氏指出:“《戶部則例》置買田房各條俱極詳明,而獨無此條。原奏有‘原主不得於年限未滿之時強行告贖,現業主亦不得於年限已滿之后藉端掯贖’,最為明晰。此例‘及執產動歸原’二語似系指原業主而言,下‘借端掯勒’又似系指現業主而言,語意並未分明,似應將已經賣絕復行找贖作為一層,年限未滿強贖作為一層,年限已滿現業主掯勒作為一層,產動歸原先盡親鄰之說,原奏並無此層,因何添入,按語亦無明文。”(卷十《戶律田宅》)薛氏於同光年間長期任職刑部,官至刑部尚書,乃晚清著名法律學家,經此條分縷析,問題顯然明朗了許多。遺憾的是,薛氏提出的疑問,自清末以至民國,經歷過修律、立憲等多次討論,竟似無人關注,持續存疑。至於薛氏“按語”本身存在的問題,更是無人考究。連沈家本的《大清現行新律例》也只是說“此條應仍其舊,理合陳明”,此外未置一詞。

  眾所周知,有清一代,無論《大清律例》還是《大清會典事例》,均有定期修訂補充,層積累成。追根溯源,距離雍正八年定例最近的律例結集是雍正年間編纂的(佚名)《新例要覽》。檢閱《新例要覽·戶部新例下》載有雍正八年三月議立《典賣房地不許找貼掯贖》一條,將其內容與前揭《大清律例》及《大清會典事例》例文比對,發現有值得關注的重要線索。引其相關條文如下:“倘已賣絕,契載確鑿,復行告找告贖,應照例科罪。”“至於執產動歸原及先盡親鄰之說,借端掯勒,希圖短價者,該地方官嚴加究治。”“年限未滿,業主不許強行回贖。限滿之后,典主亦不得借端掯贖。違者應照不應重律治罪。”《典賣房地不許找貼掯贖》條不僅包括有《戶律田宅·典賣田宅》的相關內容,而且更為具體。前揭薛氏點明應有的幾層意思,全部在內,明晰無誤。澄清了薛氏所謂“語義並未分明之處”的同時,對於厘清后世的模糊認識亦大有助益。

  首先,《戶律田宅·典賣田宅》中之絕賣之后告找告贖與“產動歸原及先盡親鄰之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借端掯勒,希圖短價”專指田產買賣中“產動歸原及先盡親鄰之說”出現的弊端,其主體既非薛氏推測之原業主,亦非所謂的現業主,而是賣主的親鄰人等,即具有所謂“先買權”的人。薛氏對此“例”理解的偏頗顯而易見。

  其次,《典賣房地不許找貼掯贖》中,典當不僅與絕賣分開,與活賣也是分別立論的,也就是說,典是典,賣是賣,無論絕賣還是活賣,賣都不同於典,二者不可混淆。

  再來看薛氏提及的重要依據《戶部則例》,查乾隆《欽定戶部則例·田賦·典賣田產》,內容包括“旗員外省置產”“推收田產”“典賣找贖”“重典重賣”等十條,薛氏所謂“置買田房各條俱極詳明,而獨無此條”大體不錯,然而,卻也能夠找到相關的文字。其《典賣找贖》條雲:“倘有冒稱原主之原主,隔手告找告贖,或原主於轉典未滿年限以前強行告贖,及限滿而現業主勒贖者,均治其罪。”(卷一七)此處之“原主之原主”就與“產動歸原”之說不無關聯,后文講的田文鏡題奏亦有“動產歸還原主”之說法。薛氏之語,應即指此。

  然而,《新例要覽》中雖然載有完整、明晰的“產動歸原先盡親鄰之說”條例,卻隻能部分消除薛氏“原奏並無此層,因何添入”的疑問,因為,這裡也沒有交代定例的來龍去脈。檢閱《新例要覽·典賣房地不許找貼掯贖》條文,除告找告贖和借端掯勒兩類內容外,還有關於“典產(修筑)償還工價”問題規定。這一規定,包括《大清律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在內的諸多清代典籍皆未收錄,不無特別之處。循此門徑,查得河南巡撫田文鏡《為謹陳隨地辦糧等事》題本,該題本為奉命詳悉確議侍郎王朝恩條奏“賣產不許找貼、典產償還工價”問題的復奏,田氏在其中另外提出了田產買賣“先盡親房人等”和“產動歸原”的問題。“抑臣更有請者:田園房產為小民性命之依,苟非萬不得已,豈肯輕棄?既有急需,應聽其覓主出賣,以濟燃眉。乃豫省有先盡近門,次盡遠族,次盡地鄰之詞。又有動產歸還原主之說,遂得乘人之急,多方掯勒,希圖短價。及其另賣他人,則又起而告爭,且有阻耕搶割斗毆殺傷者,致賣者不能得銀濟急,買者不敢受契成交,為害非輕。”(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六《藝文五》)田文鏡對於河南田產買賣“先盡親鄰”之順序,尤其由此引發的矛盾沖突,揭示頗為詳盡,而且明確指出問題的復雜性:“雖出示嚴禁,但恐民間相沿已久,地方官不能實心奉行,終難猝易。”所以才借機一並題請,請求朝廷頒例推行。其具體意見是:“嗣后賣產,不論何人可買,出價者即系售主,不許原主鄰親從中爭執。”將田文鏡此次陳奏與雍正八年三月議定新例相對照,聯系王朝恩條奏的主要議題,可知二者內容基本一致,更為重要的是,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份清代禁止田產買賣“先盡親鄰”之說的題奏。

  那麼,田文鏡何以深知此事錯綜復雜?因為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田文鏡在河南就頒布過禁止田產買賣先盡業主鄰親之告示,所示內容亦成為論清代廢除“先盡親鄰”論者所必引的論據。告示稱:“田園房產為小民性命之依,苟非萬不得已,豈肯輕棄?既有急需,應聽其覓主典賣,以濟燃眉。乃豫省有先盡業主鄰親之說,他姓概不敢買,任其乘急掯勒,以致窮民不得不減價相就。嗣后不論何人許買,有錢出價者即系售主。如業主鄰親告爭,按律治罪。”(田文鏡《條禁事》,《撫豫宣化錄》卷四《告示》第256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不難看出,五年之前的告示與此次向朝廷的題請,其詞其意,前后一致。體現田氏之執著的同時,亦見民間習慣傳承之強力。

  行文至此,大體上理清楚了雍正八年三月“執產動歸原,先盡親鄰之說借端掯勒,希圖短價者,俱照不應重律治罪”定例的來龍去脈,應該可解薛允升“原奏並無此層,因何添入”之惑。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至今為相關論述所引以為主要論據,力証清代廢除“先盡親鄰”之說的雍正八年三月清廷議定的條例和雍正三年河南的“禁先盡業主”告示,都源自一人——河南巡撫田文鏡。而且,至今尚未發現其他地方督撫頒布過類似告示,提出過廢除或禁止“先盡親鄰”的陳奏。

  2.禁止借“先盡親鄰”之說掯勒短價,不等於廢除“先盡親鄰”之說

  確定雍正八年三月的定例添入“產動歸原及先盡親鄰”類內容的起因尚且不夠,還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其因果關系。不妨先將清廷最終出台的條例和田文鏡的題請目的加以比較,二者的顯著差異一目了然。朝廷並未採納田氏意見,禁止“先盡親鄰”,而只是禁止以產動歸原及先盡親鄰之說為借口,掯勒賣主,希圖低價購得田產,違犯者嚴加究治。無論如何,禁止借“先盡親鄰”之說掯勒短價,和禁止或廢除“先盡親鄰”之說都不能混為一談。

  在此不得不提及田文鏡的為官施治作風及其與雍正皇帝的關系。《清史稿》稱“文鏡希上指,以嚴厲刻深為治……尤惡科目儒緩,小忤意輒劾罷”。乾隆皇帝說田文鏡為督撫,“苛刻搜求,屬吏競為剝削,河南民重受其困”(《清史稿》列傳八一)。可是在雍正朝,他“受世宗眷遇”,譽稱公正廉明,自正藍旗抬入正黃旗,破例因人設官“河南山東總督”,入祀賢良祠等等。田氏對“先盡親鄰”之說,可謂深惡痛絕,雍正三年《告示》已體現其意志,但未曾料到成效有限。於是尋機題請最高層次的立法,盡管未能完全如願,仍然有不小進展。在此無意評價田文鏡,只是想說憑其寵遇之盛,當時也許影響到相關定例的出台。

  正如本文開篇所示,討論清代的“先盡親鄰”,不能忽視明清並沒有像宋元那樣明確立法這一前提,今人之所以有“清代廢除”之論,與此不無關系。但是,若視野僅僅局限於清代沒有立法,視“先盡親鄰”為純粹的民間習慣,亦不無偏頗。明清時期“先盡親鄰”在民間習慣層面上表達與流行,並不意味著是明清時期形成的民間習慣,須知這一習慣之流行,有宋元時期明確的立法在先。如果將清代雍正八年定例與宋元時期的律例相聯系,並進行比較,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會更為清晰。

  《宋刑統》之《典賣指當論競物業》條稱:“應典賣倚當物業,先問房親,房親不要,次問四鄰,四鄰不要,他人並得交易。房親著價不盡,亦任就得價高處交易。如業主牙人等欺罔鄰親,契帖內虛抬價錢,及鄰親妄有遮恡者,並據所欺錢數與情狀輕重,酌量科斷。”(卷一三《戶婚律》第232頁,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元典章》則有《典賣田宅須問親鄰》條,規定“諸典賣田宅,及已典就賣,先須立限,取問有服房親,先親后疏,次及鄰人……次見典主,若不願者,……若酬價不平並違限者,任便交易。”毫無疑問,宋元時期有明確的律例規范“先盡親鄰”的落實,親鄰固然擁有先買權,但並非絕對的,而是同等條件下相對的優先權。其間,價格作為一個判斷指標,已經居於重要的地位。清人看到的或可能導致的弊端,如類似“借端掯勒,希圖短價”之類,前人早就清楚,且有相應的條文加以限制。可見,雍正八年三月制裁“執產動歸原,先盡親鄰之說借端掯勒”的條例,並無太多特別之處。也許參與定例的決策者深知,當朝雖無相關立法,“先盡親鄰”之說在民間卻有著悠久的傳統和深厚的土壤,簡單粗暴地禁止,未必能夠收到理想的效果。

  常為研究者引作清代禁止“先盡親鄰”、土地自由買賣程度提高的論據,還有所謂乾隆九年(1744年)清廷重申“各省業主之田,出資財而認買”。查此語出自甘肅巡撫黃廷桂,時間應是乾隆七年(1742年)九月,而非乾隆九年。主要內容乃疏陳甘肅省業佃關系之特殊性,強調甘肅業主之田地,始初是佃戶為業主開墾而成,與其他省業主田地是自己出資買來的有很大差別。黃氏疏稱:“臣查各省業主之田,出資財而認買,招力作以承耕。佃戶之去留,憑於業主。非若甘省佃戶,其祖父則芟刈草萊,辟治荒蕪,筑土建庄,辛勤百倍。而子孫求為佃戶而不可得,實於情理未協。”(《清高宗實錄》卷一七五)奏疏是為當地佃戶爭取穩定的佃種權而發聲,從中無法解讀出“清廷重申田地買賣主張”之類的含義。難道在“先盡親鄰”的情況下,業主的田產就不是“出資財而認買”的?另有引者將“認買”作“任買”,亦誤。

  大量清代至民國的田產買賣契約文書,言明賣產“先盡親鄰”者不在少數,其中包括諸多經官納稅鈐印的紅契,更進一步在實踐的層面上表明,雍正八年以后這一習慣沒有被禁止。相應的民事習慣調查,還有一些宗譜所載的族規家訓,也証明其真實存在和民間流行。具體落實過程中持續地貫徹的基本原則,與宋元時期的律例規范並無本質的差異,當然亦與雍正八年三月定例的原則一致。價格這一居間要素的作用更加直接、明確。據《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記載:在甘肅省,凡是出賣田宅,議定價值之后,必須先問親房願買與否,不得徑行賣給旁人。“但親房留買,亦不得抑價。”相互關聯的這二個條件規范著同等條件下親房相對優先權的實現。湖北漢陽、鄖縣、麻城、五峰等地都有“先盡親鄰”之習慣:“但各種先買權人如有故意掯價之事實,即得不拘順序,徑賣他人。”廣濟、潛江、巴東等縣也是同樣的辦法:“至各種先買權人,如有故意掯價,得徑賣他人。”(上冊第390頁、第335頁、第347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契約文書的表達與田產買賣實情

  作為原始的、實物史料性質的田產買賣契約,無疑是研究田產買賣相關問題的基本史料。前揭《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認定湖北流行親房先買習慣的主要論據便是“湖北各縣上訴案件,凡呈繳不動產之契據,內中多有注載‘盡盡親疏內外,無人接置’字樣”(上冊第329頁)。然而,有時問題恰恰出在這些“字樣”上。首先“先盡親鄰”之說不一定非要在契約文書中表達,通過別的說法、做法亦可達到目的,如畫押、到場等。湖南許多地方,“賣買必須親房到場畫押,方能杜絕后日親屬先買特權之主張,而生賣買之效力”(《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下冊第684、686頁)。明洪武年間的《教民榜文》還規定,鄉裡人民因貧賣產,“裡鄰親屬合該畫字,不許把持刁蹬,掯索財物酒食,違者治罪”(《皇明制書》卷八,第294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把持刁蹬、掯索的另一面,無疑即“先盡親鄰”的存在。況且諸多本身就屬於親房或親鄰之間的田產交易,契約文書上便沒有必要再特意申明“先盡親鄰”。

  其次,因為“先盡親鄰”在很多地方約定俗成,在契約文書中竟成格式用語,湖北黃陂等地便有不少例証。一方面,契約中載明“先盡親族人等,無人承買”,另一方面,買主仍有不少是本族甚至嫡系親屬。如同治十三年《肖楊氏等立大賣基地約》,言明“先盡親房人等,俱不承買”,買主卻是“堂叔良瑾”。民國三十四年《杜陳氏立大賣湖地約》,“先盡親族人等,俱不承買”,買主是“家弟杜祥運”。以黃陂縣王氏為例,今見王氏晚清至民國田產購置契約文書130余份,其中買主與賣主的關系為胞叔侄、家叔侄、堂叔侄、族叔侄、胞兄弟、家兄弟、堂兄弟、族兄弟等可列入“親房人等”者50份,契紙沒有載明“先盡親族人等”字樣,可以理解為本已賣與親族,沒有必要再加聲明。但是,另有20余份契約載明了“先盡親族人等,俱不承買”,最終的買主與賣主仍是各種親族關系,契約文書的表達顯然與田產買賣實情相脫節。別的家族如蕭氏、汪氏等,田產買賣契約中也存在同樣的情況。福建亦不乏例証,檢閱《明清福建經濟契約文書選輯》,閩南的龍溪縣、中部的南平縣、閩西北的光澤縣等,都有數量不等的田產買賣契約載明“先盡親鄰”。相反,《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唯一明言“典賣產業,業主親族有先買之權”的閩清縣,該書收錄的典賣文書多達100余份,其中竟然少見有“先盡親鄰”類的表達。南平縣田產典賣契約30多份,有20多份載明“先盡問親房伯叔兄弟人等,各不願就”,其中大多仍為葉氏族內交易。如順治十二年《葉復泰賣田契》:“情願將前田先盡問親房伯叔兄弟人等,各不願就,托中說諭出賣於族內士純弟前去為業。”試想若是“先盡親鄰”有格式化表達的嫌疑,那麼另一種情況——載明“先盡親鄰”卻沒有先盡,就亦有可能存在。

  當然,各地契約文書所謂“親族”“親房”“親鄰”的具體內涵、優先的排序互有參差,未可一概而論。契約文書表達與田產買賣實情脫節乃至相悖的情況不止一種,交易價格差異、典與賣、絕賣與活賣等,分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類似問題。“先盡親鄰”之例從又一個側面提示研究者,即使如契約文書類原始史料,亦須審慎對待,多向度思考而后用之。

  (作者:張建民,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責編:牛攀、陳育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