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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家康生如何用陰謀敲開權力之門?

2015年06月29日09:16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野心家康生如何用陰謀敲開權力之門?

  有道是“歷史無情”,虛假的東西總會真相大白。當時間推演到公元1980年,康生偽裝的畫皮終被揭開,自以為能流芳百世的他,卻遺臭萬年。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爬上權傾中外地位的大陰謀家,他是如何發跡的呢?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顧保孜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用“理論”當作敲門磚,終於敲開了最高權力之門。“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使出看家本領,惟恐天下不亂

  康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就裹上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外衣,在中國共產黨內投機鑽營長達50年,風雨任變幻,神情總自若,他常以最最革命的極左面目出現,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在歷次政治斗爭中,他都憑自己狡黠的奸道見風使舵、順水行舟,保証了他在幾十年宦海生涯中經久不衰。康生長期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投機作案,對革命事業的敗壞之深、影響之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極為罕見的。這樣一個大奸臣和十惡不赦的千古罪人,直到蓋棺還畫著正人君子的臉譜。他生前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升到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能呼風喚雨、顯赫一時的“大名人”。

  有道是“歷史無情”,虛假的東西總會真相大白。當時間推演到公元1980年,康生偽裝的畫皮終被揭開,自以為能流芳百世的他,卻遺臭萬年。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爬上權傾中外地位的大陰謀家,他是如何發跡的呢?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康生被調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不久,向忠發被選為中央總書記,由於他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和組織能力十分有限,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李立三掌握實權,康生極力附和,得到中央組織部秘書長之職,這使他認識到黨內誰有權就跟誰,誰的職務高就跟誰,誰的話頂用就跟誰,並將此作為自己今后的政治支點。

  黨的“七大”之后,康生的實權下降。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饒漱石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而康生則屈居副職,他自認為在政治賭場上吃大虧而撂挑子,開始終日托病養尊處優。這次失敗,康生發現形勢對他不利,於是才“以退為進”,退出政治角斗場,借以靜觀形勢,尋求東山再起。

  1956年初,黨的“八大”召開之前,饒漱石因參與高崗反黨聯盟已身敗名裂,康生決定抓住這個機會,重返政治舞台。他開始在公開場合亮相,不放過一切接近最高領導者的機會。他探聽到毛澤東准備花更多的精力從事理論工作,於是千方百計把自己打扮成“理論權威”,想盡辦法奪取理論工作的領導權。

  他首先將自己的辦公室設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靠近為毛澤東准備的辦公室,這樣可以“近水樓台”。這一招很靈驗,沒有幾個月的時間,他由於全力投入,著手抓理論工作,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1959年他又被任命為《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副主任。此間,康生又毛遂自薦,向毛澤東建議在中央文教小組下設理論小組,由康生兼任組長,此后又將理論小組提升為中央理論小組,他身兼二任,撈取了實權。

  這年下半年,中央決定康生兼管黨校的工作。這更使康生喜出望外,他可以如願以償地在這個位置上打著馬列主義“理論權威”的幌子招搖撞騙而通行無阻了。

  康生開始使出了以前的那套“看家本領”,用一步比一步高的調門吹捧毛澤東,制造個人迷信,循序漸進地將毛澤東神化。他用理論作為敲門磚,漸漸博得了最高領導人的歡心。他借大談“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最新發展”來標榜自己是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並將此作為他的萬能法寶,作為他的護身符和遮丑布,來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功夫不負有心人”,康生終於敲開了最高權力之門,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爬上了更高的地位。在這之后20年內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康生一直安然無恙,而且還能步步高升,可見康生走的這著棋又是相當“成功”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就感覺到了一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於是便捷足先登,在政治舞台上煽風點火,制造混亂。早在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澤東說過:“吳?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有關,是替彭德懷翻案。”他不顧歷史事實,“發明”了《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康生不愧是諳熟奸道的高參和玩弄陰謀手段的高手。在江青匯報碰釘子后,他親自向毛澤東進言,說自己考慮了兩三年,看出《海》劇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為彭德懷翻案。康生的描述引起了主席的重視,他由於搶了頭功而倍加受寵。他后來又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整個部署上,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這篇文章的發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陰謀,是江青授意張春橋、姚文元炮制的。從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到書記處,除康生以外,其余人都被蒙在鼓裡,不知道文章的由來。

  1965年,中央決定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彭真被委任為組長,康生當上了副職。他與江青等人一直暗中勾結,為他們出謀劃策,同時又把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情況一五一十地透露給江青,對江青掀起天下大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為什麼“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如此給江青賣命呢?稍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看出,這是一種不可告人的雙向交易,是一種一本萬利的投資。康生效勞於江青,那是因為江青有可利用之處,作為主席的夫人,畢竟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有時通過江青可以從毛澤東那裡拿到鎮邪的尚方寶劍,最起碼也能探聽到一些政治斗爭的風向。多年政治生活經驗的積累,使康生學會了攀龍附鳳,順風使舵。他善於投機鑽營,打著別人的招牌,賣自己的狗皮膏藥,干著不可告知於世人的勾當。他制造“海瑞罷官”一案的發明權,在江青和陳伯達的煽動下,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后來,康生又將其變為毛主席的東西,大加宣揚,在制造天下大亂上立了大功。

  1966年2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聽取彭真和康生匯報時,曾問道:“《海瑞罷官》同彭德懷翻案是否有聯系?”彭真立即據實作了否定的回答。於是毛澤東將事情和盤托出:“我說過吳?文章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是康生的發明權。”康生連忙插話說:“不,不是我的發明權,是毛主席的發明權。”康生,作為善於玩弄陰謀的政治騙子,此后又多次在公開場合聲明毛澤東同志肯定了他的發明。

  在向毛澤東匯報之前,五人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曾在彭真的主持下,召開了一次會議,集中討論了由批判《海瑞罷官》而引起的學術爭論問題,會后形成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轉全國。

  就在這節骨眼上,康生鼓動江青背后告狀,將《二月提綱》嚴肅化,在毛主席表態“這個提綱是錯誤”后,康生又將《二月提綱》喻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宣稱這個提綱是彭真背著自己暗地裡偷偷搞的,是一種陰謀活動的產物。康生的“揭發”和批判,使中央決定解散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康生這著十分卑鄙的棋,使他隨后一步登天,取得當時顯赫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顧問”的職位,凌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從此,中央政治局大權旁落,形同虛設,中國的政治生活開始更加不正常化。而康生一時紅得發紫,成為紅極一時的“名人”。當然這位“名人”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早已不是一位無名小卒了,只是說他的“名氣”越來越大,神州大地可謂是家喻戶曉了。

  《二月提綱》被批判之后,經毛澤東提名,康生和陳伯達被指定來起草《五一六通知》。在《通知》起草的過程中,康生四處活動,到處煽風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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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杰利、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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