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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民企被指打高科技牌子圈地搞房地產 一年賺30億

2015年03月23日09:46    來源:經濟參考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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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隨著科研經費的快速增長,我國在眾多領域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多項重要科技指標大幅上升。但我國科研活動與經濟發展在不少領域脫節,突出表現為科研投入分散、考核機制扭曲、研發層次低端、市場效率低下等方面,阻礙了創新驅動能力的提升。作為創新的“血液”,科研經費的流失與低效觸目驚心,本報從今天起推出《創新的“血液”哪兒去了》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統計顯示,2006年以來,我國科研投入進入快速增長時期,2013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已達1.19萬億元,佔全球研發投入比重達到11.7%,規模居世界前列。多家科技型企業負責人對《經濟參考報》記者反映,隨著科技經費快速大幅增長,科研管理體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暴露無遺,一些政策縫隙被撕裂、政策漏洞被擊穿,科技投入中途截流、跑冒滴漏普遍,甚至被套取挪用。

  部分企業打科技牌撈“快錢”

  政府為支持科技創新不遺余力,然而一種科技“掮客”出現在科技市場上,其手法是與企業合謀套取科研撥款,再收回扣。某些企業打著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園、產業園,其實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價土地資源,搞房地產開發,獲取土地增值暴利。

  “科技市場上最近出現了一種科技‘掮客’,與企業合謀套取科研撥款,再收回扣。”江蘇一位企業董事長說,“我們公司的這幾年發展較快,已佔國內人造草坪市場45%份額,並出口到幾十個國家,地方政府給予的支持很多,受到的關注度不斷提高。不久前,有一個熟悉科技項目運作的人找上門來,表示能夠爭取到相關部門的科技項目經費,可達1000萬元。如果企業願意配合上報項目,等爭取到經費后,雙方各分500萬元。我當場拒絕了這個要求。”

  “政府為支持科技創新不遺余力,財政投入、稅收優惠、土地劃撥等方面投入巨大,尤其是大型民營企業,創新機制靈活,特別受照顧。”雲峰基金發起人、江蘇五星控股董事長汪建國說,“我所知的一家大型民企,在全國圈地12宗,一年賺了30個億。打著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園、產業園,其實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價土地資源,搞房地產開發,獲取土地增值暴利。科技創新需要堅守陣地,耐得住寂寞。現在大家都在想方設法撈‘快錢’,沒人願意踏踏實實做事。政府對企業太照顧,有可能害了企業。”

  記者在採訪中獲悉,某項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已獲得了國家科技經費20億元,並擁有自己的上市公司,近日在某地級市圈地2800多畝,計劃投資100億元建設一個科技園區。該園區計劃打造一個集應用與服務、產業孵化、科技體驗與休閑觀光、國際高端學術交流和技術外包服務等體系的綜合園區。

  該項目一位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這個科技園土地價格遠遠低於市場價,還規劃了酒店以及住宅地產。記者在項目現場看到,該科技園更像是一個大型綜合房地產開發項目,儼然是一個新城鎮的規模。“我們這種國家重點項目,省裡不敢管,市裡搶著要。挪用國家科研撥款搞房地產開發,盡管可能獲利豐厚,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但是這種做法會分散許多精力,也是不符合資金使用規定的。”該企業內部人士說。

  企業本為主體反成傀儡

  “以企業為主體說了很多年,其實企業常常被當成炮架子利用。現在申請科研項目要求必須有企業參與,否則主管部門不批准,於是許多企業被拉進來做樣子。”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主席、新鬆機器人總裁曲道奎說。

  曲道奎是留德博士,目前兼任一家研究機構博導,長期在科研機構和企業從事研發創新實踐。他介紹說,“我經歷過一些所謂的創新項目:項目申報環節,大學、科研院所早就談好怎麼分錢了﹔執行環節,沒人監督,也沒人真正搞創新﹔到了驗收環節,找一幫專家,都是研究機構、大學教授熟悉的人,都是來分錢的。申報、執行、驗收三個環節都有問題,很多錢就做了無用功。”

  “有的項目讓企業進來,其實也就是借用企業的名義,分給企業一些錢,企業根本沒有主導科研活動,創新工作也沒有核心和主體。”曲道奎反思,“產學研”已經提了很多年,究竟誰是主導?這是最關鍵的。我國的工業化尚未完成,很多企業自身沒有研發能力,沒有專家隊伍,也不會組織研發,不知道哪個產品該創新,哪個技術有市場。於是,很多科研項目是以“學”為主導,但“學”又和產業離得太遠,導致科研創新成果不能形成產品,沒有市場推廣性,不可能產業化。

  曲道奎認為,“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導,前提是企業必須具備主導的能力,我國絕大多數企業是民營小微企業,沒有能力主導創新。有的大型生產制造國企,也沒有創新能力﹔有的具備創新實力,但是老總又是行政任命,隻想短期出成績,沒有長遠打算,沒有創新的動力。如果要強迫這些企業主導創新,會成為另一場災難。因此,當務之急不是要增加多少經費、設置多少項目,而是要篩選出真正具備創新能力的企業,避免經費再打水漂。”

  監管體系存漏洞

  有業內人士認為,近期出現了許多科研領域腐敗案件,究其原因,是體制內管的太死,但沒有管好。而科研經費一旦進入市場化的公司和企業,基本就沒人管了,因而出現各種尋租現象。

  深圳華大基因是一家擁有4000多人研發團隊、基因測序能力穩居世界第一的公司。該公司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兩次從國有到民營的“脫胎換骨”,折射出國有科研機構深層次問題。

  華大基因總裁汪建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1999年,他與幾個研究人員為了完成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脫離國有科研機構創辦了華大基因研究所。他們爭取到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的1%任務之后,自籌資金1500萬元,並獲得了國家有關部門3500萬元支持,組織完成了基因組計劃。2002年,一家研究機構決定以華大基因為基礎成立“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將華大基因核心骨干全部納入中國科學院體系,由“體制外”回到“體制內”。2007年,研究所幾十名科技人員再次放棄國有體制,二次創業。短短幾年發展成我國生物技術領域領先團隊。

  汪建表示,體制內一些機制嚴重制約了研究工作,兩次脫離國有體制是“逼出來”的。

  首先,體制內缺乏決定“研究方向與任務”的權力。假如留在體制內,不可能集中4000人專門從事基因測序與分析工作。體制內研究所學科設置完善、齊全,資金分配也無法集中在一兩項重點研究,造成許多研究工作沒有科學和使用價值,更不可能進入國際前沿。體制內科研資金分配是分散的,華大基因不可能將8億多元專門用於基因測序與分析工作,用近2億元經費購買測序相關設備。

  其次,體制內對人力資源的調配權有限。目前,華大基因研究院執行院長王俊不到40歲,累計在國外頂尖雜志發表論文40余篇,遠遠超過了許多院士的論文數量。李英睿、徐訊等業務骨干均不到30歲,卻發表了近40篇國際一流論文。高中肆業的趙柏聞,17歲時放棄高考進入了華大基因,如今作為主持人帶領著一個由近10位外國教授、博士組成的研究團隊開展研究工作。這些在體制內是不敢想象的。

  “企業要搞科技創新,一定不能按照主管部門制定的戰略方向和資源配置方向為方向,因為這兩方面常常與市場方向發生偏差,一步走錯可能步步皆錯。”汪建說。“近期出現了許多科研領域腐敗案件,究其原因,是體制內管的太死,但沒有管好。而科研經費一旦進入市場化的公司和企業,基本就沒人管了,出現各種尋租現象。”

  (本版除署名外,均由記者鄧華寧、俞儉、許祖華、趙孟卓、丁靜、楊寧、吳晶晶採寫)

(責編:陳霄、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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