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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考古解讀了哪些密碼?(圖)

2015年02月05日17:10    來源:光明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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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祥雲縣大波那墓地出土的銅鉞

  西藏曲踏墓地出土的彩繪刻劃紋陶器和陶器出土時的工作照

  貴州遵義楊氏土司墓地中楊價夫人墓室出土的螭首金杯

  新疆帕米爾吉爾贊喀勒拜火教墓地(即曲曼墓地)地表的黑白石條遺跡

  從史前到元明,從陸上到水下,從室內到室外,2014年,中國考古事業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取得了長足進展。辭舊迎新之際,本刊特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對2014年的考古發現做一簡單回顧。因篇幅所限,難免挂一漏萬,但從中已不難體味出考古人在這一年中付出的艱辛與努力。

  填補諸多史前文化的空白

  2014年,各地加大了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力度。北京周口店、山西丁村和下川、寧夏水洞溝、大窯等一些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較高知名度的重要遺址均再次進行了發掘,連續數年開展工作的秦嶺地區、漢水流域、百色盆地等地2014年也繼續考古。河北省文物局和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達成了合作協議,將聯合在河北泥河灣地區開展大規模考古工作,預示著這一華北地區最為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群的考古即將掀開新的一頁。沈陽后山遺址確立了沈陽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序列,並將沈陽地區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從距今7200年的新石器時代新樂文化,提前至距今11萬年左右。廣東省郁南縣河口鎮磨刀山舊石器遺址的發現,填補了該地區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空白區域。

  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考古也不乏重要發現。浙江龍游荷花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距今約9000年,是浙西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裡早期稻作遺存的發現再次証明,整個錢塘江上游地區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重要的稻作農業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貴州牛坡洞遺址的發掘也取得較大收獲:A洞出土灶址以及大量的獸骨及用來加工堅果類食物的凹石,推測為生活區﹔B洞出土大量燧石石器及石料、斷塊、石核、石片、碎屑等石制品,推測為石器加工場所﹔A、B兩個洞穴應該被同時使用﹔這些發現對於認識貴州地區史前文化特征和內涵,構建該地區史前文化,特別是洞穴遺址考古學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以出土8000年前骨笛和刻畫符號的龜甲而聞名﹔2014年進行的第八次發掘出土了豐富的遺物,包括制作精美的象牙雕板、隨葬的三件骨笛和精美的綠鬆石串飾﹔還發現了大量的墓葬,以及有可能作為房屋奠基或祭祀的埋葬現象等﹔這些發現不僅進一步深化了對賈湖文化的認識,豐富賈湖遺址的文化內涵,還為了解8000年前淮河流域人類文化和社會結構提供了新的資料。

  重慶巫山大水田遺址出土豐富的遺跡遺物,為探索6000年前長江上游大溪文化的聚落結構、生業模式、原始藝術以及社會分層等問題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海南陵水橋山遺址為海南地區迄今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史前遺址之一﹔遺址中大面積分布的陶片為迄今所罕見,不僅是研究海南島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編年與譜系、古人的行為模式、生計模式、古環境變遷以及古人對此的適應等問題的新資料,也為探討國際熱點課題“南島語族的起源”——生活在南太平洋地區諸島居民們的人群及其文化的源流,提供了重要資料。

  尋找早期文明形成的新証據

  隨著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斷深入,各地與研究文明起源有關的重要發現不斷涌現。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被認為可能與堯時期的都城有關,在280萬平方米的大城內的東北部,確認了圍繞在宮殿區之外的宮城,把我國歷史上宮城出現的年代從夏代后期提早到夏代以前的堯舜時期。位於山東日照的堯王城遺址,探明了整個遺址南北長約2100米,東西寬約1980米,總面積超400萬平方米﹔其規模不僅在黃河下游首屈一指,在全國同時期城址中也名列前茅﹔城址由內外兩道城牆及二圈城牆三圈環壕構成,其中內圈環壕環繞內城牆,第二圈環繞核心區,第三圈環繞了外城並將其他區域的遺址包含在內﹔城牆的使用年代約在距今2500—2300年前后。陝西神木石?遺址是近年發現的距今4000年前后規模最大的城址﹔2014年,在城址內城韓家圪旦的一處山?上,發掘了一批房址和較高等級的墓葬,墓葬雖被盜掘,但仍出土了一批陶器、石骨器,為進一步研究居住在石?城址的性質和當時人們的活動提供了新資料。以隨葬距今5000多年精美玉器的大墓而聞名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2014年開展了大規模的考古勘探,徹底改變了前些年隻知墓葬,不了解遺址整體布局的狀況。山東章丘城子崖城址重新開掘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發掘過的縱觀城址、長達400米的探溝,取得了較為全面的地層信息資料,還發現了早晚兩期岳石文化城牆及相對應的壕溝、大面積岳石文化夯土台基,以及帶有岳石文化因素的商代墓葬等重要遺跡。

  在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出現,因其包含有部分黃河中下游文化因素而引人注目的上海廣富林遺址近年再度開展大規模發掘,多所高校和地方考古所共10家單位參與工作。2014年發現崧澤-良渚文化墓地2處,發掘墓葬200余座。最重要的發現是一處可能與祭祀活動有關的良渚文化人工建筑土台,土台大致呈方形,面積近3000平方米,土台堆筑於湖沼低地之上,分多次採用草裹泥或草鋪泥堆筑而成。

  探索夏商周時期的新資料

  在夏商時期的考古也有重要收獲。鄭州地區東趙遺址發現了夏代后期的城址和商代早期的大型宮殿遺址,城內發現集中成片的圓形地穴式遺存,坑內發現完整的豬骨架、石鏟、未成年人骨架、龜殼等,初步判斷為祭祀遺存。此外,還發現一出土卜骨的祭祀坑,這是目前發現的夏代后期單個遺跡出土卜骨最多的,對研究夏代后期的佔卜制度具有重要意義。江西九江蕎麥嶺遺址發現保存較好的二裡頭晚期至二裡崗時期的遺存,以中原商文化為主,融合了本土的文化因素,是中原商文化早期經略南方地區的重要証據。對於研究長江中游南岸地區夏商文明的南漸和江西地區早期歷史具有重要價值。

  在西周都邑豐鎬遺址,繼續開展大規模的考古勘探,獲得了該都邑的范圍和布局的新資料。陝西周原考古在中斷數年之后,2014年再度啟動。20世紀70年代發掘的岐山鳳雛大型建筑基址以南又發現一批西周時期的墓葬和一座車馬坑,其中一座貴族墓葬出土一批青銅禮器,車馬坑裡放置的車輛裝飾有用綠鬆石鑲嵌的獸面紋裝飾。這些發現為研究西周時期周原的地位、性質乃至西周時期的歷史提供了新的資料。

  持續數年的山東曲阜魯國故城的大規模勘探和考古發掘工作接近尾聲,基本搞清了該城址的布局。河南洛陽伊川徐陽發現春秋中晚期的墓地,發現陪葬的車馬坑﹔在附近的宜陽縣南留發現有東周時期的古城,可能為周代西部少數民族方國陸渾戎國君的陪葬和居住地。

  湖北郭家廟墓地曹門灣墓區的發掘取得喜人成果。揭示了一處以M1為中心的曾侯墓地,共發掘墓葬29座、車坑1座、馬坑2座、車馬坑1座,出土青銅器800余件套、玉器86件、漆木器40余件。其中瑟、建鼓、保存完好的彩漆木雕編鐘、編磬筍虡(音“句”。古代懸挂鐘磬的架子,橫架為筍,直架為虡——編者注)、實物形態的墨等隨葬品都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採用鎏金技術制作的虎、曾國乃至春秋早期規模最大的車坑和馬坑的發現都十分重要。本次發掘填補了西周早期葉家山曾侯墓地和春秋中晚期的文峰塔曾侯墓地之間的缺環,對於曾國歷史研究以及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建立至關重要。

  我國古代玉器發現眾多,但有關玉礦開採和玉料加工的考古材料卻十分匱乏。甘肅肅北縣馬鬃山玉礦遺址的發現填補了這一空白。發現有礦脈、礦坑、作坊、基址以及石料和工具等,對研究距今4000年前后至商周時期玉料的開採及相關的技術、文化和社會等諸多層面的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2014年在新疆地區的考古發現成績斐然。阿敦喬魯青銅時代早期中心性遺址和大型石構墓葬位於中國和哈薩克斯坦邊境,它的繼續發掘以及對博爾塔拉河流域同時期遺址分布狀況的調查,對於認識西天山地區乃至中亞地區北部青銅時代早期社會提供了重要材料。阿敦喬魯遺址與墓葬所反映的文化特點,顯示了天山在連接東西乃至南北兩側古代文化往來中的橋梁作用。

  與巴基斯坦接壤的新疆塔吉克自治縣的曲曼墓地為亞歐大陸迄今罕見的考古發現。這裡發現了在地表上以黑色和白色小石塊構成的大范圍黑色和白色條狀遺跡,旁邊發現同時期的多人合葬墓葬。出土的眾多頗具特色的遺跡和遺物表明,距今2500年左右,帕米爾高原作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在亞歐大陸各種文明的活躍交流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疆青河縣三海子遺址的考古發掘,確認了該遺址用石塊構建的巨型圓形石堆並非墓葬,而是大型的祭祀遺址。

  2014年在西藏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對廓雄遺址的聯合考古發掘中,發現了青稞種遺跡,並測得數據為距今約3200年,這是雅魯藏布江上游高海拔地區首次獲得新石器時代晚期測年數據。而且此次在廓雄遺址發現史前青稞種碳化物,也是西藏首次在雅江上游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區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農作物遺存,將為研究西藏高原史前農耕及栽培作物的起源演化增添新的佐証。

  完善秦漢至隋唐的歷史

  秦漢時期

  漢長安城仍在繼續開展大規模的考古勘探,對城內布局的認識比以前更加全面、翔實。湖北隨州周家寨漢墓中發現了數量較多、保存良好、文字清晰的簡牘,內容十分豐富,對於研究我國西漢時期的數術史、風俗史、社會史等提供了新材料。雲南大理祥雲大波那遺址發現的墓葬,在雲南的戰國至西漢時期屬大型墓葬,為滇西地區為數不多的高規格墓地,出土280余件(套)銅、鐵、錫、陶、石、木和藤或竹編器,對於探討、研究雲南洱海區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會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內蒙古和林格爾盛樂經濟園區發現戰國、漢代等時期墓葬,為進一步研究黃河北岸古陰山南麓的城鎮建置、中原與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關系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實物資料。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杭錦旗霍洛柴登古城發現西漢王莽時期的大規模鑄錢作坊遺址,對研究我國西漢及新莽時期的貨幣制度、冶鑄技術等有重要的意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

  城址考古方面:漢魏洛陽城北魏宮城四號建筑遺址進行的大面積發掘,確定了該座基址就是文獻記載的“太極殿”遺址,對其建筑規模、形制結構、保存狀況和時代有了較為具體准確的了解﹔通過連續數年的發掘,明確了北魏太極殿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及其對后代皇家宮殿制度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同屬北魏時期的山西太原晉陽古城考古獲得顯著成果,基本探明西城的城垣四至﹔勘查還發現城牆豁口3處、建筑基址5處、手工業作坊遺址1處等遺跡。在西安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內的發掘中,揭露出一處較完整的官署建筑基址,可能是起草詔書、政令的中書省所在。揚州唐城考古工作隊揭露出蜀岡古代城址北城牆西段城門遺址,初步推測該門址可能與隋芳林門有關,特別是不晚於戰國時期的木構水涵洞遺存,結構考察,實屬罕見﹔自戰國以宋代遺跡的發掘,為認識揚州城的歷史變遷提供了寶貴資料。在對位於今四川省成都市區的益州城址部分區域的發掘中,發現了始建於隋朝的人工湖“摩訶池”遺跡和唐宋時期繁華地帶的商業區遺址,有助於研究益州城市發展的歷史。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十六國大夏國都統萬城、陝西省眉縣柳巷城址、浙江寧波句章古城考古調查與勘探等資料也都值得關注。

  佛教考古方面:鄴城遺址核桃園1號建筑基址的繼續發掘,明確了這座大型皇家寺院的平面布局。山東臨朐白龍寺發現一組北魏末至東魏年間的寺院遺跡,出土精美佛教造像。甘肅省涇川大雲寺附近的寺院遺址考古發掘,清理佛教造像窖藏坑2個,出土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時期的佛教造像。還在山西太原北朝晉陽古城附近,發掘了童子寺佛閣建筑殘跡和精美的壁畫及石質佛雕像。

  墓葬考古方面:山西忻州市九原崗北朝壁畫墓雖被盜掘,但從墓葬墓道兩側清理出240平方米保存較好、規模宏大的壁畫,內容豐富多彩,有流雲圖、狩獵圖、出行圖、星像圖等﹔這些畫面含有的信息,對研究北朝時期的社會、民族、文化、生活、軍事等都有重要意義。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陝西華陰市發現一座未受盜擾的唐代墓葬,墓主人為唐高宗時期敦煌縣令宋素與其夫人王氏同穴合葬墓。在杜陵東南兩公裡的少陵原上,發現了唐玄宗時期尚書右丞韓休與夫人柳氏的合葬墓﹔墓壁有朱雀、玄武、高士、樂舞等壁畫,其中北壁東部的獨屏山水畫,是目前發現唐代最早的獨屏山水畫。

  故如甲墓地和曲踏墓地位於西藏阿裡象泉河上游地區,發掘出了仿穴居洞室墓,其形制之獨特,埋藏之深度,在國內尚屬首見。墓中出土的絲織物、黃金面具、鐵劍、鎏金銅器、銀器、鐵器、陶器、特別是“天珠”等精美的隨葬品,對於我們認識在吐蕃王國之前稱雄藏北地區的古代象雄國的社會生活面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材料,並顯現出當時西藏高原的人們與中亞和印度等地區之間可能存在廣泛的交流。

  在西藏都蘭縣熱水發掘了大約30座吐蕃時期墓葬,包括石室墓、木槨墓、磚室墓和土坑墓,發現有人殉、殉馬坑。最大的墓葬為豎穴土坑木槨墓,所用柏木相當粗大,出土了木棺板、干尸等,封土上有土坯砌牆。磚室墓用寬板形磚砌筑,並有木梁。墓葬出土器物有較多的灰色夾砂陶器、紡織品,料珠等﹔其中發現的刻古藏文卜骨、古藏文木簡,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拓展遼宋金元明的考古視野

  在城址考古方面,遼上京皇城南部的道路及其臨街建筑等新發現,推進了對遼上京城平面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在元上都宮城的中部,發掘一座“凹”字形高台建筑基址,可能是文獻記載的“穆清閣”。江蘇揚州宋寶祐城新發現了西城門西側的一處擋水壩遺跡,可能是兼具擋水和城防功能的設施。

  在墓葬考古方面,遼代顯陵和乾陵遺址的考古新發現,推進了對遼代帝陵的考古研究。桂林靖江昭和王陵考古報告的發表,豐富了明代王陵的研究資料。

  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是近年有關蒙古族源研究的一項重要發現。在崗嘎墓地發現86座墓,已發掘的22座墓葬的獨木棺和屈肢葬,與呼倫貝爾草原已知的鮮卑墓和遼代墓明顯有別,而可能與8—10世紀的室韋人有關,這從考古學上找到了蒙古族源的重要線索。由這項發現,還展現了通過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和人類學就蒙古族源展開綜合研究的廣闊前景。

  土司遺存考古是近年來考古發現與研究的新領域。2014年,貴州遵義新蒲發掘的楊氏土司墓地,其中的宋土司楊價墓的兩具棺槨被整體套箱提取至室內進行實驗室考古,清理出土大量精美隨葬品。這些土司遺存的新發現使遵義地區眾多的土司城址和墓葬有機地聯系起來,極大地豐富了土司考古的內涵。而土司考古這個領域的拓展,對研究宋元明時期西南土司地區的歷史有深遠意義。

  考古新領域蓬勃發展

  實驗室考古大顯神通 近年來,實驗室考古的理念和方法日益深入人心。2014年,又有多項重要的考古發掘實施了實驗室考古。主要有:江蘇大雲山漢墓、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西周貴族墓、呼倫貝爾崗嘎墓地、貴州遵義土司墓等。隨著工作的開展,越來越體現出實驗室考古對於清理易損、易壞文物的有效性和優越性,因而也越來越受到各個考古機構的歡迎。

  赴外考古引人矚目 隨著國力的增強,我國的多家考古機構紛紛派出考古隊走出國門,赴鄰國開展考古工作。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連續第三年派遣考古隊赴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的明特配古城進行聯合發掘,還對古城進行了高精度測繪,了解了該城址的修建年代、城牆結構及城內主要遺跡的分布。西北大學等單位的學者也對烏茲別克斯坦中南部的古代遺跡進行了調查。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國的考古發掘已經進行了數年,成績斐然。

  水下考古方興未艾 2014年,中國水下考古中心成立,並建成南海基地(海南)和北海基地(青島),結束了水下考古力量分散、各自為政的局面,將之整合為一體。著重實施了南海I號沉船發掘和保護工程、寧波小白礁沉船水下考古發掘(船體)、福建沿海水下文化遺產調查、福建平潭區域性水下調查、西沙水下文化遺產調查等項目。我國第一艘自主研發、設計和建造的水下考古專用船——“中國考古01號”2014年9月在青島首航,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此同時,我國水下文物探測、保護技術體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進展。此外,還舉行了數次圍繞水下考古的學術研討和交流。

  【感謝社科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隊、西藏考古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貴州省考古研究所、雲南省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本版的大力支持。】

(責編:田偉、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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