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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調查:如何對不稱職父母進行懲罰和矯正?

本報記者 卞民德 郝 洪 禹偉良 申 琳

2015年01月16日13:58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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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了,山西省壽陽縣幾名小學生放學回家。

  新華社記者 燕 雁攝

  父母不靠譜,孩子誰監護?“家事”變“國事”,能否給孩子另一種未來?

  一紙判決,喚醒“監護權轉移”這一沉睡20多年的法律條款,監護權轉移后的托底機制如何完善?

  如何發現、評估、鑒定不良父母監護侵害行為,對不稱職父母進行懲罰和矯正?

  2015年1月1日,《關於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正式實施。記者回訪“福建仙游監護權轉移第一案”“南京餓死女童事件”,追蹤貴州凱裡、上海長寧“國家監護”路徑探索,尋找答案……

  凌晨,福建仙游縣,山間萬籟俱寂。沉睡中的梧店村,突然被淒厲的哭喊聲驚醒。

  “哎,小龍(化名)又被他媽媽打了!”睡眼惺忪中,村民們不用多想,就明白咋回事。

  過去幾年,這樣的場景再三上演。白天,小龍在街上漫無目的地游蕩,或是蜷縮著身子,躺在不知誰家的門口。晚上,則遭遇媽媽沒來由的毒打,臉上、身上留下100多處傷痕。

  “有媽的孩子像塊寶”,但對11歲的小龍而言,相依為命的媽媽已成童年噩夢。

  2015年新年到來的時候,梧店村民已有半年多沒聽到小龍的夜半哭聲了。

  小龍住進了國際兒童村,有了新“媽媽”。半夜,小龍有時仍然會突然驚懼尖叫,不同的是,當他從黑暗中醒來,看到的是“媽媽”的笑臉。

  “媽媽”一詞,在小龍的世界中已由冰冷變得溫暖。如今的小龍笑容多了,身上的傷痕漸漸淡去。

  半年,恍如隔世。

  是什麼照亮了小龍幽暗的命運隧道?

  “再不管,就要出人命嘍!”

  不能遲到的干預

  梧店,有店。

  穿村而過的馬路兩旁,紅木家具加工作坊、佛珠批發店成行成市。小小的閩中仙游山村,紅木家具產業興旺,村民大都家底殷實。

  小龍家是個例外。

  生父至今身份不明,母親每日天不亮便出門,到外面干點零活維持生計,一整天都不著家,飢餓的小龍四處覓食。母親常常在凌晨返家,回來后,稍不如意,便拳腳相加,用火鉗打、刀片割。

  隔三差五,小龍會帶著新添的傷,到村支書林國榮的診所裡“蹭藥”。

  很多次,鄰居們看不過去,招呼小龍進門吃口熱菜飯。縣鄉干部請來心理醫生,對小龍母親進行心理疏導。然而,好心換來的卻是小龍母親惡言相向,“我家裡的事,不要你們管!”

  “村裡給母子倆辦了低保。逢年過節,我也帶點東西去看看。”年輕的榜頭鎮團委書記鄭劍航是這個特殊家庭的常客。“每次來,先看看孩子有沒有傷,然后再把買的東西留下。有段時間好很多。”

  盡管寫下了保証書,承諾再也不打孩子,但這樣的情形並沒有持續多久。一次次,小龍淒厲的哭喊劃破山村的夜空。“再不管,就要出人命嘍!”林國榮搖著頭說。

  林國榮還記得一年多前發生的“南京餓死女童事件”。

  那場悲劇的制造者樂燕和小龍母親一樣,幾乎不管孩子,拒絕社區鄰裡救助。樂燕說,那是她的家事,不要別人管。為了兩個孩子,南京麒麟街道泉水社區每月拿出800元,定期由民警送上門,但這並沒有讓樂燕對自己孩子多看幾眼。在樂燕又一次離家出走一個多月后,上門探望的社區民警破門而入,看到的卻是兩具幼小的尸體。兩個不到3歲、花兒般的生命,尚未綻放就戛然而止。

  今天,政府要不要管小龍的家事?怎麼管?

  2014年5月底,當地公檢法、民政、婦聯、共青團等機構聯合施救,達成共識:讓小龍徹底離開他的母親。

  可是,這條路怎麼走?

  “太難了!”南京市江寧區民政局副局長袁道法說。當初,南京有關方面也曾想將樂燕的孩子送往福利機構,或是起訴樂燕虐待罪。但是,“家庭暴力,誰來鑒定?打到什麼程度才算?監護權轉移給誰?而且最容易對未成年人造成侵害的,往往是他最親近的人,既難發現,又難取証。”

  而最難的,還是觀念。

  每每想起“南京餓死女童事件”,姚建龍如有錐心之痛。這位上海政法學院教授、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這些年一直堅持不懈地呼吁強化“國家親權”。“我們傳統觀念認為,‘孩子是父母的’、家長管教孩子是‘家事’。錯了!孩子是國家的,國家才是孩子的最高監護人。”

  在仙游各方苦苦尋找小龍事件突破口的時候,作為民政部確定的首批未成年人社會保護試點之一,貴州省凱裡市正開展一項基於“國家監護”理念的地方試驗。

  “凱裡試驗”並不玄奧:市領導包片、干部駐點,鎮村兩級排查常態化,學校登記報告,對困境未成年人動態監測﹔設立專門的未成年人保護中心,建立高規格的部門聯席會議制度﹔開展“防乞保學”“春雨工程”,構建監護干預新模式……

  “未成年人保護不是別人家的事,是每個社會成員的事。當你在街上,有孩子伸出手來向你要錢,當你的包被一個孩子偷走,你感想如何?觀念改變了,機制理順了,事情就好辦。”凱裡市委副書記周文鋒坦言。

  “法律、制度總有不完善的地方,在面對兒童問題的時候,決定我們應當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和解決方案的,有且僅有一條原則,那就是兒童最大利益。”姚建龍說。

  在仙游,正是考慮到小龍的利益,從村民、社會公益組織的民間救助,到民政、共青團等機構介入干預,對小龍的救助開始了民間和官方的接力。

  2014年6月,當救助小龍的接力棒傳到陳建紅手上,這位在仙游縣人民法院工作了30年的法官,真真掂出了分量。

  “大人不靠譜,孩子誰來管?”

  喚醒沉睡的法條

  “真不敢相信,竟有這麼狠心的母親。大人不靠譜,孩子誰來管?”

  陳建紅接手案件的十余天前,小龍母親被依法行政拘留。這期間,小龍被暫時安置在當地救助站。陳建紅征求小龍意見時,一提起媽媽,小龍就面露恐懼之色。盡管口齒不清,但小龍的意願非常明確:不想再和媽媽一起生活,怕被媽媽打死。

  根據現有証據和小龍的意見,撤銷小龍生母的監護權並無懸念。擺在陳建紅面前的最大難題是,誰來提起訴訟?如何啟動撤銷監護權的程序?

  民法通則第十六條規定,被監護人父母死亡或無法履行監護權,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可以擔任監護人。如果都不可以,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委會、民政部門等可以擔任監護人。

  “可法律規定是原則性的,很難操作,當時又無先例可循。”陳建紅說。為了這個案件,仙游縣人民法院內部討論了多次,最終認為由村委會擔任監護人可行。

  2014年7月4日上午,小龍生日的第二天,開庭審案。陳建紅預想的激烈場景並沒有出現。小龍母親沒有請律師,除了為自己辯解幾句,並不否認毆打行為。法院啟動特別程序,判決撤銷小龍母親的監護人資格,指定梧店村村委會擔任監護人。

  當時,陳建紅並不知道,她法槌落下、“(2014)仙民特字第01號”判決書簽發的那一刻,創造了歷史。“這應該是中國大陸第一起撤銷父母監護權,轉由國家監護的案例。”姚建龍如此評價。

  陳建紅更無從預料,在小龍案宣判半年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聯合出台《關於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今年1月1日起實施。

  《意見》共44條內容,不過薄薄幾頁紙,卻激活了“監護權轉移”這一沉睡20多年的法律條款。

  “它列舉了7種剝奪監護權的情形,並且明確了具體操作規則,類似小龍這樣的監護權轉移案就有章可循了。”陳建紅舒了口氣。

  《意見》實施第七天,江蘇徐州市銅山區法院受理了一起由檢察機關建議提起的全國首例民政部門申請撤銷監護權案件。

  “我更願意將這一《意見》稱為‘李夢雪·李彤法案’,以紀念2013年在南京餓死的兩名女童。事實上,這一惡性事件也是促成這一法案出台的重要動因。”姚建龍說,“它明確確立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和國家親權原則,在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

  時隔一年半,“南京餓死女童事件”已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行走在事發社區,車水馬龍,生活依舊。

  其實,沒有人真正忘記,只是不願再提。

  “如果再發現這種情況,溝通、教育之后還不改,那肯定要起訴剝奪監護權。”南京市泉水社區黨支部副書記申靜不假思索地說。

  然而,監護權轉移只是第一步,關鍵是要給孩子更好的生活。姚建龍就很擔心,作為法定監護人,梧店村委會能撫養好小龍嗎?

  “養大易養好難”

  小小蒲公英,何處是春天

  對於村集體年收入幾萬元的梧店村,村委會的確有心無力。

  按照民法通則關於監護權轉移的規定,安置小龍的首選本該是其近親屬。因為找不到小龍生父,當地政府曾嘗試將監護權轉移給小龍舅舅。

  “他不是不想管,但小龍生母經常為此大吵大鬧,凌晨打上門都有。”林國榮也理解小龍舅舅的苦衷。

  誰來照顧小龍?

  費盡周折,小龍住進了福建莆田國際兒童村。

  “按規定,兒童村招收的是身體健康的孤兒。而小龍有母親,而且連生活自理都有欠缺。”是否“收留”小龍,讓平時干練果斷的“村長”曾素瓊猶豫再三。

  兒童村的組織方式是:一位職業媽媽和幾個孩子共同組成家庭,同吃同住同生活。小龍的到來,一度打亂了家庭正常秩序。半夜,因恐懼黑暗,他會大喊大叫﹔雖然已經11歲,卻還隨地大小便。

  兒童村3號樓,是小龍的新家。晚上6點,其他“姐弟”都已吃完晚飯,小龍還在磨蹭。“媽媽”林麗芳一邊收拾碗筷,一邊催促小龍准備7點后趕到兒童村活動室參加集體自習。客廳牆上貼滿照片,小龍的笑容格外燦爛。

  “他笑得很可愛、很天真,聲音很好聽。有時候會很開心地說‘媽媽說我是寶貝,媽媽叫我寶貝’。”前幾天林麗芳感冒,聽到“媽媽”咳嗽,小龍馬上站起來給她敲背。“你說我感動不感動,雖然照顧他很累,但他這樣對我,我也很滿足了。”

  “我們這裡,一個家庭要同時照料五六個孩子,‘媽媽’對小龍付出的多了,必然對別的孩子不公平。”曾素瓊覺得,“應該有一個專業的機構,接收小龍這樣身心受嚴重傷害、監護缺失的困境兒童,對他們進行心理疏導治療和行為能力矯正,調整一段時間之后,再送到兒童村來。”

  兒童福利院行不行?論物質條件,承擔“小龍們”的監護責任,問題並不大。“但是,兒童福利院是封閉的,不是一個家,接收的多是身體殘疾的孤兒。”曾是精神科醫生的南京市社會兒童福利院院長朱洪不無擔心。

  “目前兒童福利機構能夠解決的,還只是生存問題,養大易養好難。”南京市民政局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處馬彥坦承,困境兒童的保護,處置機制最難。“每個孩子的需求都不一樣,有的是生活照料,有的是心理干預,如何撫養好監護缺失的孩子,亟須破題。”

  在姚建龍看來,監護權的履行需要專業和技巧,但更具有情感依賴性和人身依附性。“無論誰來承接監護權,都要有監護能力評估與監督機制。如果不能保証孩子在轉移監護權后生活得更好,只是單純啟動剝奪監護權訴訟是很危險的。沒有保障就沒有干預。”

  寒假很快就要到來。按照慣例,兒童村的孩子們要回家探望監護人。曾素瓊的心裡,卻愈發憂慮:“村委會是監護人,小龍回去看誰?是村主任還是村支書?如果村兩委換屆,對小龍的監護能否延續?”

  “血脈親情總是割不斷的”

  尋家,歸期可有期

  一溜破舊的磚瓦房中,一間七八平方米的出租房,就是小龍生母臨時的家。租約很快到期了,“去哪兒住?”她一臉茫然。

  這實在不像一個家。窗戶被木板釘死,隻留一半透亮,木質窗櫺已有部分朽爛。一張簡單的床佔據了一半空間,另一半則堆滿了垃圾袋。剩余可以轉身的空間內,擠進了一張放著電飯鍋的小桌。電飯鍋是鄭劍航送給她的,“我每次都說,把垃圾清出去,她不聽。”鄭劍航說。

  小龍離開后,她經常找到鄭劍航,要他帶自己去看看小龍。

  “一個周末早晨,我出門就碰到她,也不知道她怎麼找到我家的。”為了不打擾小龍的新生活,鄭劍航一直沒有答應。“我跟她說,小龍現在過得很好,讓她要多改變自己,等小龍回來,可以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家。”

  一開始,小龍母親還有怨言,也找林國榮吵過幾次。后來,她騎三輪車摔斷了腿,村裡、鎮裡及時給予了救助,“她的態度就不一樣了。”如今見到林國榮,她會主動打招呼。

  現在與人聊起小龍,她總不忘說幾句感謝政府的話。“這樣對他好,跟著我會變成傻孩子,政府管起來,能讓他變成聰明伶俐的小孩。”

  “我們再怎麼好,但血脈親情總是割不斷的,只是時間還短,在小龍身上看不出來。”曾素瓊並不希望,小龍心裡埋下對生母太多的恨。

  小龍還會回到他生母身邊嗎?他的權利是否可以得到保障?

  新出台的《意見》,設置了恢復監護人資格的條款,但沒有明確被撤銷監護人資格的父母是否可以探視孩子。

  “國家監護不是佔有孩子的人身權利,而是為了更好履行保護孩子健康成長的責任。”在曾素瓊看來,將來小龍回到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小龍成為正常、健康、生活自立的人。

  “凱裡試驗”或許可以詮釋曾素瓊的夢想。

  未成年人犯罪的發案量,一度佔到凱裡市發案量的1/4,且重復犯罪率高。這些孩子大多處於家庭監管缺失的困境,或是父母在外打工,或是家庭變故。其中有個孩子,先后作案百余起。

  “讓這些監護缺失的困境兒童重新回歸家庭和社會,是‘凱裡試驗’的主要目標之一。”周文鋒說。為此,凱裡開設了臨時監護機構——“春雨學校”,並與家長簽訂了委托協議。

  “春雨學校”負責人楊舉,自稱“娃娃頭”,與23個孩子同吃同住。“這裡所有費用都不用家長承擔,父母可以隨時來探望。一般經過兩個月的行為矯正,再送入定點中學單獨編班,體驗真正的學校生活﹔一學期后考評合格,這些孩子就可以回歸正常學校。”

  第一批經過矯正的12個孩子,基本上回歸正常家庭生活。其中5個完成矯正后留在定點中學——龍場中學繼續學業。校長楊昌華做過對比,這些孩子有精神、守紀律、懂禮貌。

  “生了娃不能扔給社會”

  挽回沉淪的父母心

  清晨8點,小龍在“媽媽”護送下進入校園,開始一天的學習。此時,凱裡“春雨學校”的操場上,23個孩子正在進行隊列訓練。

  其中,15歲的黃平(化名)已是第二次來到這裡。黃平父母離異,做保安的父親很少管他,母親也不常見。黃平大部分時間在外面游蕩,因小偷小摸被抓了好幾回。

  “他是一年前進來的,矯正效果很好,經過評估,計劃送到龍場小學讀6年級。”楊舉說。暑假,黃平被父親接回家。“開始還挺乖,燒飯、打掃衛生,但娃娃畢竟小,安定了半個月后,他出去找原來的同伴玩,結果又是一個月不回家,錯過了入學時間。”

  有一天,楊舉在街上碰到了黃平,一問情況,立刻給黃平父親打了電話。“他父親說,哎呀,你就把他帶到你們那裡去管吧,我沒時間、沒精力管,也管不了。當父親的這樣說,害羞不?經過多方考慮,我們隻好再次將孩子收進來。”

  辦手續的時候,黃平父親來了。“打了四五次電話,隻來了一次,一來就罵娃娃。我將他狠狠地批評了一頓,我說,你生了娃娃就得撫養、管教,不能扔給社會。”

  黃平的經歷令許多人擔憂——國家監護提得多了,會不會無意中“鼓勵”父母逃避責任?“春雨學校”就接待過不少家長的咨詢,大多是想把孩子送過來。貴州畢節“兒童垃圾桶取暖死亡”事件后,當地救助站也曾接到許多家長電話,聲稱無法管孩子,要求把孩子送來。

  貴州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徐嬌認為,制度設計上,需要考慮對“不盡責父母”進行懲罰和矯正。“我覺得,國家監護最主要的不是剝奪監護權,而是在監護缺失或者無法監護的情況下,由國家給予一定的幫助和干預,確保監護人履行好監護權。”

  在上海市長寧區,這樣的探索已經開展了四年。在長寧區檢察院的推動下,北新涇社區家長學校和心理工作室建立,通過項目化運作,提供家庭教育指導和救助。長寧區檢察院還聯合區教育局,監督怠於履行監護職責的在校生家長承擔起監護職責,對行為不端的家長進行教育。

  凱裡的探索者們也在思考,“春雨學校”的未來,不應是政府全管,而是讓“不盡責的父母”也要負起責任。“比如讓他們承擔孩子的矯正和生活費用,從而警醒家長要履行好自己的監護義務。”周文鋒說。

  在如何懲處不良父母問題上,姚建龍則主張,政府當先“接盤”后追責。

  “很多國家的法律允許父母在不傷害孩子的前提下將監護權轉移給國家,國家不追究父母遺棄罪的責任。”在姚建龍看來,基於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國家需要大愛和擔當。

  “國家和父母過多博弈的結果,往往是‘撕裂’孩子。如果將孩子硬推向不負責任的家長,事實上就是把孩子推向了一個危險的、缺乏救濟的環境。近些年曝光的很多惡性事件應當引起我們的警醒。”姚建龍說,“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被撤銷監護人資格的父母仍應當負擔未成年人的撫養費用,以及因監護侵害行為產生的各種費用,還可能會因其監護侵害行為承擔行政甚至刑事責任。”

  “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兩個女兒!”站在被告席上,樂燕殘存的母性已無法換回兩位“天使”的生命。讓國家監護立起來,則可將更多的“小龍”從監護缺失的險境中解救出來,給予他們一個可期的未來。

  (本期統籌:本報記者余清楚、萬秀斌)

  《 人民日報 》( 2015年01月16日 20 版)

(責編:林龍勇、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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