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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拆遷回訪手記:當年受訪病人近半離世 組織者未得善終

2014年12月29日09:08    來源:新京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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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網上南陽艾滋拆遷的消息時,我從椅子上彈了起來,跑著去報了題。4年前,當我還是一名深度記者時,曾赴河南駐馬店汝南縣,耗時近一月調查過2009年11月的艾滋拆遷事件,採訪過數名當地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

  至今,我仍保留著當年數萬字的原始稿件及採訪筆記、錄音、村民提供的拆遷現場視頻、受訪者照片等。

  我向報社提出回訪當年的這起未能披露的艾滋拆遷事件。聯系上當年的舉報者,獲悉當年受訪的病人至少已有兩人去世。這4年間他們怎樣生活,是否再次參加艾滋拆遷事件,需要現在還活著的病人對我講述。

  我重新披挂上陣趕往南陽採訪。沒人比我更了解這起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及其生活狀態。

  尹小楓

  唯一同意使用真名的艾滋病人

  尹小楓是當年前往汝南縣西關村參與拆遷的艾滋病人之一,也是唯一同意記者使用真名見報並公開形象的艾滋病人。但待到稿件正式見報前2小時,我決定對他使用化名。

  他在一次驗血時被查出HIV陽性,這是他1990年代賣血后的“遺產”。

  當年初見他,是在平輿縣某村,他皮包骨頭,裹著兩件破舊軍大衣,坐在一輛農用三輪車上。接送村裡趕集的村民,是他當時唯一的生計。

  他拖著腿領我們走進他家的瓦房時,我被屋內的破敗震驚了。那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從艷陽下走進屋子,眼睛適應了半分鐘才看清裡面就一堆磚頭支著個床板,上面一堆看不出原色的爛棉被。

  領著我們尋訪艾滋病人的舉報村民此前還頗有忌諱,但在進屋的一剎那,他們的嘴也癟了起來,當時有人嘀咕了聲“太慘了”。

  尹小楓有個習慣,話語間隙會時不時深呼吸,從肺部擠出一聲嘆息。當時,他的兒子在河北打工。兒子走后,一場雨淋死了30多隻無處可躲的兔子,剩下的兔子們餓慌了,把院子裡白楊樹腳的樹皮啃來充飢,活了下來。那時他病著,根本沒力氣下床救兔子。

  后來,這6隻如小土狗一般大的兔子成了他的“朋友”,除了病友,他也沒朋友。舍不得吃,也沒人願意買走,就一直養著。

  他告訴我們,參加那起艾滋拆遷的理由很簡單,他沒力氣干其他活。在現場作勢走動了一下,連話都沒多說幾句。100塊錢一天的佣金,能抵他一個月的低保。

  艾滋病治療雖然免費,艾滋病人享受低保,衛生部門近年也提供了百十元的補助,但對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艾滋病人,也許這僅夠基本口糧。

  他后來的經歷,是回訪中從他兒子口中得知的。兩年半前,兒子打工回來,翻新了房子,去年5月,兒子又帶回了他從未謀面的兒媳和孫子,他抱著孫子樂得合不上嘴。

  而一個月后,尹小楓實在受不了了,喘不上氣,路也走不動,身上瘦得沒肉了,自己喝了農藥。他沒被搶救過來,如今已化身村東頭的一捧黃土。

  尹小楓兒子手中捧著他父親在廈門打工時照的照片,那時他留著寸頭,面容精神身材健壯。他的兒媳至今也不知道公公是艾滋病人,因此,我決定為他化名,保留他這一生最后的秘密。

  肖三

  艾滋病拆遷隊組織者未得善終

  肖三是所有受訪的艾滋病人裡最真誠、最能說的一個,也是我尋訪時最想找到的人,他是當年那起艾滋拆遷的分隊組織者。

  因為賣血,他的兩個哥哥先后因艾滋病去世,2007年,肖三老發燒,總好不了。他去檢查,結果為HIV陽性。

  “恨有啥用?恨誰呢?”肖三狠嘬了口煙,“當時要知道,我就掐死那個收血的。”

  每袋400CC,50元,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對駐馬店的農民而言是不錯的價格。村裡的青壯年男女相約去血漿採集點賣血。

  不化驗,直接往床上一躺,扎針,抽血,共用一個針頭。5、6個賣血者的血同時混在分漿機裡面攪拌,分離出血漿后,再把紅血球輸回體內。一輪過后,不清洗分漿機。1994年,肖三總共去了三回,賺了150塊錢。

  查出患病后,朋友們瞬間消失,除了他的看門土狗。他新認識了很多朋友,大部分是附近的艾滋病毒攜帶者,還有一些“道上的”。

  老?既是病友,也是“道上的”。兩人喝酒時認識,互留了手機號碼。正是老?給肖三介紹了汝南縣西關村的那樁拆遷“生意”。肖三組織了鄰近兩村的共19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前往。

  肖三說,他這樣的人干不了重體力活,進廠當工人過不了體檢關,做小生意沒人敢買,做大生意又沒資本。

  “病人”們會偶爾在遇到類似替人收賬,或助陣幫場需要人手的活兒。叫上幾個病友走一趟,去賴賬者家裡默默坐著,也不動手。一般小賬去5、6個病人,大一點的10來個。本地不夠的話,上蔡縣的艾滋病人多,“你要多少,就能拉來多少。”

  當年坐著他的車離開村庄時,他興致很高,主動告訴我們說新交了個女朋友,而且是沒病的。我問他,戴套嗎?全車人爆笑,他也摳著腦袋嘿嘿笑了起來。

  那是我見過的他的最后一個笑容。

  現在,大家都知道他死了,但沒人清楚具體的死因,傳得最多是他是被車撞死的。

  王向財

  去年還參加了鄰縣一次艾滋拆遷

  王向財記性很好,4年后看到記者還能認出來。他是當年被拆遷的西關村村民,那次艾滋拆遷,村民阻路時,他發現汝南縣東皇廟鄉十二三個認識的艾滋病毒攜帶者也擠在人群中。他過去打了個招呼,順道跟著人家湊了個份子錢。

  我告訴他,當年採過的病人近半去世,他回答得幾乎不帶感情,“認識的兄弟們都是這樣的,兩年不見一批,兩年又不見一批。2009年參加過艾滋拆遷的病人,到現在已經不少人去世了。”

  王向財這幾年吃了睡,睡了玩,隨心所欲,身體不錯,但也有變故。他離婚了,淨身出戶,房子給了兒子,重新找了個老婆。去年,他有了小孩,“檢查過沒有感染。”

  他依舊靠打零工貼補零用。他說一些“生意”也不大干了,“給人家要個帳,良心上過不去”。何況這種生意現在也很少,一年有個三五回。

  他說,這種生意都是熟人介紹熟人,但並沒有固定的組織者。比如說他認識我,就給我打個電話,說最近有筆小賬要不回來,你那能幫忙出幾個人不?於是根據賬的大小,兩三個、十幾個都有可能就去要賬了。

  除了09年那次艾滋拆遷,去年五六月間,王向財還參加過在正陽縣的一次艾滋拆遷。一天400塊,包吃,請了大約五六十來個艾滋病人,各個縣的都有,汝南的、駐馬店的、平輿的、上蔡的。其中汝南縣的有20多個人,坐了4輛面包車趕過去。

  一般這些生意,都是由“金主”負責出錢,由“金主”布置給屬下,讓嘍?們具體布置任務,艾滋病人通常隻認識具體給錢的嘍?。具體誰出錢的,他們不知道是誰,也不在乎。

  幕后黑手?

  線索斷裂受訪者無一承認主使艾滋拆遷

  在當年在艾滋病人的“突破”下,鏟車碾過的汝南縣西關村地頭上,如今建起一個居住環境在當地數得著的商品房小區,叫“康寧新城”。

  當時記者拍攝的工地施工証顯示,該工程開發商為該縣城區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該公司直屬於縣政府,由某副縣長挂帥。在開發商最初的宣傳及文件裡,都表示此處為新農村建設項目。但回訪時,舉報者稱,西關村民少有買得起這裡房子的。

  當年拆遷現場確實來了很多官員。2010年,據汝南縣政府新農村建設辦公室、汝寧街道辦事處等工作人員回憶,拆遷當天,拆遷隊以及某副縣長帶隊的縣、鎮兩級干部,公安、城管等多個單位都在現場。

  在去這些單位採訪時,相關負責人均表示,不知道艾滋病人參與當日拆遷一事。隻有兩名到場官員提到,“現場很亂”。

  但在當事艾滋病人及西關村民們指認,當肖三一伙人亮明手中的艾滋病治療卡,喊著自己是“病人”,沖擊阻路村民的防線時,現場近百名公安、縣鎮干部們沒任何反應。

  2010年12月底,我第二次赴汝南當地,希望通過自下往上挖出艾滋拆遷鏈條。

  老?消失了。肖三說,自當年那個電話后,老?的號碼就停了,“道上的人經常換號,怕出事。”輾轉了多人后,我被告知,老?不願和陌生人見面。

  我清楚,如果當年這起艾滋拆遷事件沒有徹查,這些文字也頂多隻在在一些特定的人的心裡留下陰影。更何況,一些當年的當事人已經或正在逐漸離世,這使得事件真相被大白天下的難度更大。

  我不僅關心追捕幕后黑手,關心用法律嚴懲艾滋拆遷這種偶發惡性案件,我寫下很多我所見証的艾滋病人的生活,我更希望有人去思考為什麼會發生艾滋拆遷,去為參加強拆的艾滋病人們設身處地想想。

  讓我悲觀的是,看過網上很多新聞后的留言讓人覺得,很多人繼續抵制艾滋病人走入社會,對於這樣一個特殊群體的冷漠何時才能消解?

  新京報記者 吳偉

  編輯:趙力

(責編:林龍勇、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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